在中国，战国时代(西元前403-221)以经就陆陆续续有玻璃制品出现。从早期出土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些像玻璃珠和类似翡翠玉的玻璃仿制品。之后，又陆续发现一些玻璃容器,很旨人注目。虽然这些被发现的玻璃制品中，有些是来自罗马和近东地区，但绝大部分已被证实是在中国本土制造的。

    1985年，在唐朝接近锡兰的昆泉寺的遗迹处，发现了二个绿色的小玻璃瓶，镶着白色的水晶，被当成“圣物”，象徵佛陀不朽的身躯（玻璃和佛教实践与信仰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在宋朝寺庙的遗迹所出土的遗物也依然可见）。在这些被发现的玻璃制品中，有些很明显的是在中国制造的，有些则是以罗马式做装饰。其后，在1987年，也是在锡兰地区发现了一个彩绘二种颜色的玻璃瓶，可能是由东罗马传入的。

    后唐宋以来，皆有丰富的玻璃器皿出土。到了元朝，在山东省境内，已经发现有玻璃工坊的遗迹，考古学家在工坊火炉的遗迹发掘了不透明蓝绿色的玻璃棒，和半透明露白近翡翠色及黑色的玻璃碎片，不过当时的玻璃工坊是由皇室建立的。皇室的小玻璃工坊的建立（约17世纪末，18世纪初），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玻璃史，且皇室的奖励赞助大大地增进了玻璃的地位与重要性，不过主要还是在于翡翠玉和其它硬质宝石等经济利益高的商品的模仿。当时所制造出来的东西，不论在尺寸或数量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而这也涉及了经由教会传教士传入的西式技术。

    玻璃公坊不同于其他类的皇室工坊，他起先是由传教士兵传入的西式技术。玻璃工坊不同于其它类的制定公坊，他起先是由传教士所创立的，且在整个18世纪，至少有一部分的员工是洋人。虽然，西方的玻璃技术对中国的玻璃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影响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一方面它刺激了中国的玻璃制造在方法上、图样上、种类上的改进，一方面中国的玻璃工匠也渐渐因学习而有一些异于西方的技术方法，如陶瓷技术，彩绘技术的转移。

    而在欧洲所呈现的最具体的影响，就是大量的中国玻璃器皿涌现，欧洲玻璃工匠开始有系统的陈述中国的玻璃，因此产生技术上的互动与相互影响。晚期在中国玻璃的发展上，玻璃窗口的外观和当时国内制造的陶器在外形上和装饰上都很相近，因而建立起此一趋势风格。

    从唐朝到明朝，玻璃大部分被制成小口齿和个人装饰品。玻璃在变较融化后，就比石头还容易塑造成各种样式，而且玻璃可以在颜色上，甚至在质感上，达到某种程度对翡翠玉的模仿。然而，在古时中国以真品为尊的想法下，玻璃的仿制被认为是一种便宜的替代品，从用于装饰性的功能，如缝定于衣服、皮带上，或作发针。

    直到18世纪前半期一些薄的，相当大的单色窗口的大量制作和广布，形成玻璃在当时的一项特徽，显示出“吹玻璃”在18世纪早期受到全面性的推动。“吹玻璃”曾被认为在中国早期，并不知道使用这样的方法（直到西元前四、五百年才存在），到了清朝时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这时，玻璃的技法已濒于成熟，结合西方的技术而在玻璃容器上以另一分离的玻璃连接做成窗口的脚，使其能站立。

    乾隆时，玻璃在颜色、开关和大小上增加了不同的变化，尤其是在颜色上玻璃不但涂以瓷釉，且因蓝色宝石色彩光鲜，而有很多不透明，宝蓝色器皿的制造，除此之外，杂色彩绘的使用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盛行起来。清朝时，也有刻有不同浮雕的玻璃，这技术把玻璃引向一更广大的试验，也是一项颜色结合的试验。皇室的技术工作坊早从西元1770年就开始没落。

    当玻璃工匠渐渐不再拥有王朝的赞助时，他们反而可以自由的做尝试，而免于受王朝的限制，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们欲因此必须寻找新的赞助人。所以王室工坊的没落，使得玻璃需要因应市场需求的走向，而转向制造平民化、生活化的东西，像油灯罩、窗玻璃片等。使得玻璃因此更为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