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雅游之所”

　　清初顺治年间(公元1644-1662年)，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而琉璃厂恰恰是在外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都住在附近，后来全国各地的会馆也都建在附近，官员、赶考的举子也常聚集于此逛书市，使明朝时红火的前门、灯市口和西城的城隍庙书市都逐渐转移到琉璃厂。各地的书商也纷纷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大量藏书。繁华的市井，便利的条件，形成了“京都雅游之所”，使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形成了人文荟萃的文化街市，与文化相关的笔墨纸砚、古玩书画等等，也随之发展起来。同时，在原琉璃厂厂址上修建了师范学堂，在原厂址往南修建了海王村公园，成为了琉璃厂集市的中心，也是后来厂甸最为热闹的地方之一。

　　荣宝斋等著名文化老店

　　琉璃厂东西街，不管从东从西，慢慢走来，总是笼罩在一种文化、艺术的气氛中，这种气氛是琉璃厂所特有的，是从清代乾隆和嘉庆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直绵延到后来，其间将近二百年之久，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

　　琉璃厂有许多著名老店，如槐荫山房、古艺斋、瑞成斋、萃文阁、一得阁、李福寿笔庄等，还有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以及西琉璃厂原有的三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而琉璃厂最著名的老店则是荣宝斋，有人说：琉璃厂因荣宝斋等著名文化老店而享有盛名。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光绪年间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更名为“荣宝斋”。著名书法家陆润庠题写了“荣宝斋”三个字。清末，文人墨客常聚此地，而民国年间老一辈书画家如于右任、张大千、吴昌硕、齐白石等也是这里的常客。不知您是否仔细看过《开国大典》这部电影和那幅《开国大典》的照片，里面那位蓄着长胡子的著名老者沈钧儒先生使用的镇尺，就购于荣宝斋。从清末到民国初年的一段时间里，荣宝斋、大千画廊等琉璃厂老店纷纷争悬名家书画于窗前。引来人们驻足观赏，成为琉璃厂的一道风景。当时，也是数荣宝斋名画最多而最为热闹。荣宝斋最著名的又要数木版水印和复制品。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融刻版、印刷、折裁等技术为一体，使水印品的艺术更臻完善，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许。

　　到了1927年，又修建了和平门和新华街。从此，琉璃厂文化街分成了如今的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荣宝斋的一些传统工艺更是大放异彩。荣宝斋的复制印刷品技术，已达到“登峰造极，酷似原作”，足以以假乱真的地步。荣宝斋复制的名作如《文苑图》、《清明上河图》等，曾先后在许多国家展出，引起无数名家惊叹，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在世时，几乎辨认不出哪幅是他的原作，哪幅是复制品。

　　改革开放以来，在北京市和宣武区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倡导下，琉璃厂经历多次翻建和修缮，使这条著名的文化老街又焕发出新的青春。如今的琉璃厂文化街，成为广集天下图书、字画、古玩、文房四宝的所在，成为国内外游客光顾老北京文化的必游之地。

　　河北人与琉璃厂

　　提起北京琉璃厂，人们都知道这条古朴、典雅的街道聚集着众多的古旧书籍、文玩古董、碑帖字画、文房四宝、篆刻用品和中西乐器等各具特色的商店。北京因为琉璃厂而增添了一份文化古韵，琉璃厂也因为地处北京而独具一份特殊的魅力。

　　然而，我国古旧书业前辈、古籍版本学家、书行元老86岁河北籍郭纪森老先生却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是河北人奠定了北京琉璃厂的基础，或说是河北人打造了北京的琉璃厂。

　　郭纪森老人说：从15岁起，他便离开家乡，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当学徒，至今他在琉璃厂已经71年了。造成琉璃厂空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两部史书的编撰。一是康熙时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二是乾隆时编撰的《四库全书》，这两部书的编撰期间，大批的学子纷纷带着书籍进京，住在前门外的会馆里。琉璃厂成为他们购书、售书和看书的最佳去处，琉璃厂的书市因此得到最大限度的繁荣。

　　图书市场的发达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来做图书的分类、装裱、修补等工作，“由于河北靠近北京，来往比较便利，很多河北籍人士从明朝起就在琉璃厂从事图书的修补和装裱，或者经营小本图书生意。”郭纪森老人介绍说，朋友带朋友，同乡带同乡的传承关系使得不少河北人来到琉璃厂以买书卖书为生。他们在与书的接触中，逐渐熟悉了书的版本、源流、内容，既继承师傅的传授，又接近学者专家，受其熏陶，日久天长，他们自己也成为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或者成为成功的书商。到1956年前，琉璃厂的最大的三家书店，都是由河北人经营的。其中号称杂志大王的刘际唐，因为对杂志目录学极为精通，只要说出某种杂志，他就可说出该杂志是何人主编、何处出版、共出了多少期和创刊及终刊年月，堪称一绝。

　　如今琉璃厂年轻人对于“河北人打造了琉璃厂”这种说法还是保持自己的看法的。“他们在漫长的学徒生涯中把琉璃厂好的传统发扬光大，而且在琉璃厂的鼎盛时期，的确是河北人占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