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分析讨论了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石英珠的化学成份和制造工艺,探讨了其制造工艺与楚国玻璃制造工艺之间的关系,认为至迟在西周晚期,随枣走廊一带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石英珠的制造技术,对后来楚国玻璃制造业的兴起,起到了直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郭家庙;曾国墓地;石英珠;费昂斯;琉璃;研究
参考图1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了一批西周末年至春秋早期的石英珠,对于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战国时期楚国玻璃制造的兴起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一、基本情况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1]一书介绍:
1.该墓地共发掘墓葬29座,大部分墓葬发掘前都曾被盗或遭到破坏,出土有石英珠的墓葬只有4座:它们是GM2、GM16、GM17、GM21。
2.4座墓葬共出土石英珠76颗。其中GM2出土2颗;GM16出土13颗;GM17出土59颗;GM21出土2颗。
3.76颗石英珠中,除了GM17出土的有8颗圆管形石英珠之外,其余皆为两端小、中间呈突起的所谓“菱形珠”,外形大同小异。珠体的外表面一般都有绿色或蓝色的釉层,出土时大部分都脱落了。
4.GM21是曾国国君的墓葬,时代为西周末年,大约为公元前800~前770年;GM16与GM17都是大夫一级的贵族墓,时代为春秋早期,大约为公元前770~前700年;GM2是士一级的下层贵族墓,时代也为春秋早期。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地发掘的9座曾国的庶民墓葬中,虽然有的墓葬保存较好,但均没有石英珠出土。
参考图2
二、考古发现的西周及春秋时期的石英珠
由于历史与习惯的原因,许多考古发掘报告中将这类石英珠也称之为料珠或琉璃珠。考古发现的西周及春秋时期的石英珠已有多例,主要有:
1.1975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掘出一批西周墓葬,时代为西周时期,是弛国的墓地,其中时代为西周中期偏早的弛伯及其妻之墓中出土了一千多颗料珠、料管。它们与红玛瑙、玉石、蚌等质地的珠、管一起组成串饰或链饰。此外,在陕西省扶风县上宋公社北吕村3座西周前期墓也出土了一批类似的料珠和料管。计有料珠11颗、料管15件,均为浅蓝色或浅绿色。它们与红玛瑙珠、绿玉管等一起组成链饰[2]。
2.1978年山东省曲阜鲁国故城47号西周晚期墓中出土有夹杂于红玛瑙串饰中的3颗浅蓝色的料珠,与弓鱼伯墓中出土的料珠相似[3]。
3.陕西省扶风县云塘西周晚期5号平民墓中出土有料珠33颗,料管19件,均为浅蓝色或浅绿色。其中有的料管上有带有点饰。它们与白色的石珠等一起组成链饰[4]。
4.1964年在河南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早、中期墓葬中出土2件白色穿孔料珠。该墓地出土了一批原始瓷器,瓷器以高岭土为原料制造,胎体灰白色,吸水性差,敲击时声音清脆,表面绿色釉[5]。
5.1995年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M2出土的串饰,由各色料珠与玛瑙珠、小陶管、圆蚌片、穿孔贝壳等组成[6]。
6.1955~1956年发掘的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串饰中发现有菱形料珠7颗、管形料珠2颗。它们与玉石、绿松石、鸡血石等质地的同一类型的珠管混在一起组成串饰。墓葬的年代为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其年代的下限不晚于公元前655年[7]。
7.1977~1978年发掘的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群,也出土有大批的料珠。其中一号墓出土65颗,菱形,正中有孔,质疏松,表面绿色。该墓还出土有呈管状及枣核状的料管16件,均为浅绿色;2号墓中出土49颗,质轻,浅绿色,表面较细密,从断面看内层疏松,中含许多气泡,如海绵状。该墓还出土有浅绿色直管状的料管11件;3号墓出土22颗,浅绿色,中穿孔,质松,内有气孔。该墓还出土有浅绿色直管状料管5件;7号墓出土41颗,珠体作菱形,绿色,质轻,四周起棱,中有小穿孔;8号墓出土5颗,绿色,质轻,四周起棱,中有小穿孔,从料珠的断面看,内部含有气孔。淅川下寺楚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具体的说,7号墓和8号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期后段,即公元前620年~前571年;一号墓、2号墓及3号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前段,即公元前570年~前521年。其中2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王子午”等铭文,王子午即楚康王时的令尹子庚,他死于楚康王八年,即公元前552年,所以该墓的年代是比较精确的[8]。
8.1994年11月~1995年4月发掘的苏州真山大墓,是一座时代为春秋中晚期的吴王墓,在该墓的棺床外有一漆盒,盒中放有串饰,串饰由大量的玛瑙珠、水晶珠、绿松石珠等组成,其中琉璃珠25颗,菱形,孔雀蓝色,中穿孔[9]。这种菱形蓝色料珠与上述西周及春秋墓中出土的同类料珠基本上是相同的。
出土西周及春秋时期料珠的地区还有一些,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陕西、河南等地出土的料珠,从时间上看,时代最早的为西周初年,约为公元前十一世纪后叶,时代最晚的为春秋中晚期,约为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从出土数量上看,陕西省扶风县北吕周人墓地的500座墓葬中,近400座墓葬中有这种料珠出土,一座墓中出土几件、几十件不等;从考古资料看,这些料珠大都是与玉石质地的同类器物一起出土,是玉石器的代用品。这三点均说明了这些早期的料珠是我国自己的产品,它们的出土表明远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后叶,我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已经开始了萌芽,并且延续了几百年。只是由于我国内地一般都缺乏天然碱等资源,用于降低石英熔点的助熔剂的大量使用比较晚一些,而烧制温度因受技术限制又无法提得更高,因此没有将石英烧熔化(鳞石英的熔点为1670~C,方石英的熔点为1710℃,而在春秋中期前后楚国冶铜竖炉内的冶炼温度才达到1100~ 1200℃)而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玻璃。
参考图3
三、石英珠的化学成分和制造工艺
1.石英珠的化学成分
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石英珠,考古发掘报告中的鉴定结果为“石英岩”,“多晶质石英岩是石英的单矿物岩石,其中石英为他形粒状,粒度一般为0.01~0.6毫米”,“质地松散,轻微风化。”[10]
王世雄先生在《宝鸡、扶风出土的西周玻璃的鉴定与研究》[11]一文中报道了陕西宝鸡西周弛国墓地和扶风上宋西周墓地出土的料珠的化学成份及结构(见表1)。
表1:两批西周墓葬中出土的料珠的有关结构和成分
样品 |
出土地点 |
结果 |
管形珠碎片
| 宝鸡弓鱼国墓扶风北吕周人墓 |
1.石英一碎屑状,棱角尖锐,粒度直径O.5~ O.O2毫米
2.玻璃质一均匀性,带有淡蓝色,折射率低于石英,以石英为主,玻璃质为胶结构,石英量> 9O% |
圆形珠碎片
|
1.石英一细粒,碎屑状,不等粒,颗粒间有玻璃质胶结
2.玻璃质一匀质性,折射率低于石英,有少量孔洞,石英量>8O% |
2.石英珠的制造工艺
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石英珠与墓葬中同时出土的玉及玛瑙质地的器物,在制作工艺上是完全不同的:玉及玛瑙质地的器物是通过雕琢成型的,而石英珠是将石英的粉末掺上粘合剂等后塑造成型,表面再涂上显色矿物的泥浆,通过高温烧结而成。这从石英珠的穿孔处可以清皙地看出:穿孔的内表面呈细沙粒状,而没有钻的痕迹。
从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由于通过高温烧结,石英颗粒的表面或多或少都有部分被烧融化而相互粘在一起,而其颗粒的内部仍然是石英的晶体。
陕西、河南等地出土的这些料珠,其制造工艺基本上应是相同的,就是将石英砂等粉末掺入粘合剂等塑成珠形,然后进行烧制而成。可能是由于采用的石英砂的纯度及粗细程度不同或所采用的粘合剂等不同,烧制后,石英砂粒表面或多或少的被烧成了玻璃体,从而粘合在一起。因此,有些产品质地比较致密,有些产品质地比较疏松。
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这些西周时期的料珠,其主要成分为石英砂,只含有少量的玻璃质。它们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玻璃珠,也不是单纯的砂质珠,有些类似于古代埃及等地生产的费昂斯(Faience)珠。只是我国考古界的习俗,现在仍然称其为石英珠或料珠。
参考图4
四、石英珠的制造工艺与楚国玻璃制造工艺之间的关系
1.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石英珠与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珠子的比较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时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一点,属战国早期晚段。据《曾侯乙墓》一书介绍,该墓共出土珠子223颗,质地为料、玻璃、紫晶、陶等四种[12]。其中,“陶珠38颗,黑色,火候较低(仅一颗火候较高),为泥质黑皮陶,灰胎。”只有编号为E.C.11:276.2的一颗珠子,“绿色,灰白胎,火候较高,珠中间‘品’子形排列着三个凸圆点。‘点’色呈湖蓝色。高1.2、中间直径1.1、孔径0.3厘米。”[13]
笔者曾考察过这颗珠子,胎体灰白色,质地致密、比较坚硬,它应是先成型后烧制的。这颗珠子与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石英珠在器型与胎体的质地上完全相同、成型工艺也基本一致,它应该是一颗石英珠,把它归入陶珠类是不合适的。
曾侯乙墓出土的这颗石英珠与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石英珠相比较,制造工艺水平又有进步,主要体现在两点:
(1)曾侯乙墓出土的这颗石英珠,质地致密,比较坚硬,类似瓷质。比较而言,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的石英珠,质地的致密程度稍逊一些,有些石英珠已经破碎。反映出前者的烧制温度比后者高。
(2)曾侯乙墓出土的这颗石英珠,其表面的绿色出土时也基本上脱落了,与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石英珠的情况一样。然而,这颗珠子的中间“品”子形排列着三个呈湖蓝色的凸圆点,不仅与珠体结合紧密,而且其质地已经为半透明的玻璃质。这不但也反映出曾侯乙墓出土石英珠的烧制温度比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石英珠的烧制温度要高一些,更重要的是表明当时的楚地工匠们已经开始采用“眼”来装饰珠体表面。笔者推测,这是楚地的工匠们仿制西方传入的“蜻蜒眼”式玻璃珠的早期尝试。
2.石英珠的制造工艺是楚国玻璃制造业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发掘的楚墓已有数千座之多,其中春秋时期的楚墓也占有一部分,但是至今尚未见到我国生产的玻璃品出白春秋时期的楚墓中。到了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期前后楚墓及晚期楚墓中,出土这类玻璃品的数量突然多了起来,例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时代为春秋中晚期,其中2号墓的年代为公元前554年或稍晚,该墓群中只有石英含量很高的料珠出土,而没有见到玻璃珠;然而在同一地区发掘的河南淅川和尚岭楚墓(时代为战国早期)中即出土了几十颗“蜻蜒眼”式的玻璃珠、时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几年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了100多颗“蜻蜒眼”式的玻璃珠。
此外,湖南长沙一带也有100多座楚墓中出土有玻璃品。这些发掘情况表明,在公元前五~前四世纪,位于长江中游一带的楚国,其玻璃生产得以兴起,并且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有多个,石英珠的制造工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1)楚人仿制西方“蜻蜒眼”式玻璃珠的实物证据
1986年开始的湖北荆沙铁路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江陵秦家嘴战国中期前后的楚墓内发掘出“蜻蜓眼”式料珠数枚。仔细观察发现,这些“蜻蜓眼”式料珠的表面虽然已经烧成了玻璃质、但其内部仍然是烧结在一起的砂粒,与西方的“费昂斯”珠更相近一些。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玻璃珠穿孔处仍然保留有已经烧结的黄泥芯,证明这些料珠是在江陵当地制造的,而且是烧制后很快就埋藏到墓里了。
江陵望山楚墓(时代为战国中期)还出土有“蜻蜒眼”式的陶胎珠,其珠体上的花纹表面已经被烧成了玻璃质,但其胎体即仍然是烧结在一起的陶胎。
1996年发掘的湖北省荆门罗坡岗楚墓群,出土有几颗直径约为4—5厘米的玻璃珠,出土时已经破碎,其内部均为细沙粒,表面是一层已被烧成玻璃质、较坚硬的外壳,外壳上分布着数个“蜻蜒眼”,“蜻蜓眼”上有绿、白、棕等色花纹,成分分析表明含有较多的氧化铅和氧化钡,为我国制造的产品,出土该类玻璃珠的楚墓的年代最迟不晚于战国中期。
上述考古资料表明,当时楚国所采用的仿制西方玻璃珠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参考图5
(2)当时楚地的人们已经掌握了石英珠的制造技术
在郭家庙曾国墓地发掘之前,一般认为,楚国曾是西周王朝的属国之一,与西周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楚国从那里学习到石英珠制造技术是十分可能的。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料珠,为春秋中期偏晚的遗物,它们的出土表明了至迟在春秋中期楚人就已经掌握了采用石英砂为主要原料,使用先成型后烧结的方法生产料珠。
郭家庙曾国墓地石英珠的出土,表明至迟在西周晚期,随枣走廊一带的工匠们已经掌握了石英珠的制造技术,这对后来楚国玻璃制造业的兴起,其作用应该是更直接、更大一些。
楚墓及受楚文化影响的墓葬中出土的玻璃品及料器,如珠、管等小型器物,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采用先成型后烧结的方法制造出来的,只是由于所采用的原料有差别以及烧制它们的温度高低不完全相同,有一部分产品烧成了费昂斯珠(管),也有一些烧成了一部分或大部分为玻璃质、另一部分或少部分为仍是烧结的砂粒的玻璃珠(管)。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E.C.11.240号绿色料珠,经测定“X一射线衍身有四条线条,也说明它有局部结晶态”,“化学全分析总数为8O.68%,说明有部分有机质。”[14]近20%的有机质的存在以及局部结晶态的存在均说明该料珠极有可能是先成型后烧制的。由此可以认为,至迟在西周晚期,楚地的工匠们就已经掌握了石英珠的制造技术,只是由于助熔剂与烧制温度的原因,所用的原料中仅有很少的一部分被烧成了玻璃体,而绝大部分仍然是烧结在一起的晶体的缘故,所以当时没有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玻璃制品来,但是其基本制造技术当时的人们是早已掌握了的。这就是后来楚国玻璃兴起的原因之一,而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注释: [1]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58、89、99、138、322~ 332、382~ 395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2] 杨伯达:《西周玻璃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2期。 [3] 同(3) [4] 同(3) [5] 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年10期。 [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 [7] 同(3) [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314~319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9] 苏州市博物馆:《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2期。 [10] 同(1)382页。 [11]王世雄:《宝鸡、扶风出土的西周玻璃的鉴定与研究》,《中国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中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31~137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 [12]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423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3]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42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14]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658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文中图片非原文所载,由“中国琉璃网”编辑:牧之提供,特此说明)
Tentative Study on Quartz Bead from Zeng Burialsat Guojiamiao, Zaoyang
HouDejun(Wuhan,Hubei 430200)
Abstract: Based on study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man ufacture craft of quartz bead excavated from the Zeng burials at Guojiamiao, Zaoyang and its relation with glass bead of the Chu stat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man ufacture technique of quartz bead was mastered by artisans in the Suixian Zaoyang corridor no later than the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 and it played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rise ofglassindustryintheChu state.
Key words: Guojiamiao; Zeng burial; quartz bead; stu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