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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最早最大的港市是番禺（今廣州），在漢代已是全國十九個都會之一，還是海外奇珍异寶的集散地。漢武帝平南越後，廣州的外貿地位益隆，成爲中外海上交通樞紐。大量的史料和考古出土遺物證實海上絲綢之路基本上奠定於兩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一路由廣州出發，經南洋同東南亞和印度洋沿岸各國通商，是中國同印度、古希臘、羅馬以及埃及等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另一路從長江口岸出發，東可達日本、朝鮮半島。唐代廣州更成爲東方第一大港，率先設立市舶使，是世界上香料和藥品的最大港口。對外運輸絲綢及其他貨物的航船，直達波斯灣和紅海之濱。
海上絲綢之路是個代詞，泛指海上交通，與國外的交往不僅限於絲綢貿易，還有陶瓷、茶葉等商品。其航綫在不同的時期會不相同，不同時期貿易的貨物也會有所不同。有關古代廣州港的發生、發展概况，衆專家學者從地理條件、歷史背景、造船技術進行多方論证，還有文章和書籍介紹廣州出土的與海上交通貿易相關的文物，以爲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佐证〔1〕。本文試圖梳理現有的材料，綜合專家研究的成果，根據目前的認識水平，探討部分能够確認以及比較公認的舶來品屬於哪個國家或地區的産品，又是通過什麽途徑和路綫傳到中國。因爲這些舶來品不僅是商品的貿易，同時還是文化交流，因此探究其來源，對確認海上絲綢之路的綫路和時間無疑是有裨益的。
一、波斯銀盒
南越王墓出土一件的銀盒（D2），其蓋、腹爲對向交錯的蒜頭形凸紋，紋樣用模子錘鍱而成。蓋與身相合處的上下邊緣各飾一匝穗狀紋帶，如谷炷樣凸起。蓋面上分立3個後加的小凸榫，器底附近加銅圈足。蓋面有兩處刻漢字銘文。此銀盒從造型到紋飾都與漢代器皿風格迥异，但在西亞波斯帝國時期的金、銀器中却不難找到與之相類似的標本。《世界考古學大係》（日本，東京平凡社1963年）第11卷中刊有這類蒜頭形紋的金、銀器4例〔2〕。
錘鍱法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an Empire）興盛起來的，經過亞力山大大帝東征和塞琉士王朝的統治後〔3〕，安息人的金銀細工，繼承和發揚了阿契美尼時代以凸瓣紋爲紋飾的作風。這種容器，源自古希臘語中借用的
詞彚，西方人稱之爲phialae，或譯作篚罍。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大流士(Darius I，前521—前486年)金篚罍，華盛頓弗裏爾美術館所藏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 I，前465—前424年)的銀篚曇：伊朗哈馬丹出土的薛西斯(Xerxes I，前485—前465年)銀篚罍以及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Arthur SacklerGqllery或譯作沙可樂)收藏一件安息銀篚罍。經過孫機與比較研究，認爲廣州的銀盒很可能是從安息輸入的，並進一步推斷“當絲路開通以前，安息産品要從陸路運到我國困難是很大的，然而從海路運輸却完全有可能。”〔4〕目前國内發現這樣的凸辦紋盒共有7件，除了南越王墓的一件以外，還有山東臨淄西漢齊王墓陪葬坑出土一件〔5〕；在雲南晋寧石寨山滇墓出土4件銅質的〔6〕。中原地區迄今没有發現西漢早中期的波斯文物，故而基本上可以排除銀盒通過絲綢之路傳至中國的可能性。目前也還没有證據顯示在西漢時期就已開通黄海、東海與波斯或希臘曾發生過直接或間接貿易，所以山東臨淄的銀器也許是南方北上的。雲南晋寧出土的幾件銅盒，則有可能是按舶來品的式樣仿造的。據專家考證戰國及西漢初，西亞輸入雲南的商品種類不多，有蝕花肉紅石髓珠、琉璃珠、海貝、有翼虎錯金鑲嵌銀帶扣、獅身人面像等〔7〕。而作爲西南絲綢之路起點的成都迄今未見明確西亞的遺物〔8〕。由此可見，南越王墓出土的銀盒不會是由西南絲綢之路輸入的。那麽，只有從海上絲綢之路輸入。也有學者認爲這種稱爲Phialaer的銀盒可能是羅馬人使用的容器，類似的器物屢見於巴爾干半島古代遺址〔9〕。無論此銀盒是波斯産品抑或是羅馬産品，公元前2世紀，羅馬人阿拉伯人都掌握了航海技術，都有可能經過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到達廣州，反映出漢武帝之前就已經開通了廣州到印度洋的遠程航綫了。這比《後漢書·西域傳》記載東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羅馬王派人直接到中國貿易早了將近300年〔10〕。
 二、羅馬玻璃
如果説銀盒是波斯産物的話，還另有實物可證實羅馬器物傳入中國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廣州横枝崗西漢中期墓(M2061)出土3件玻璃碗，廣口，圓形，平底，唇下有凹形寬弦紋。深藍色半透明。器内壁光滑，外壁經打磨，呈毛玻璃狀。三件大小略同，口徑106、底徑4、壁厚03厘米〔11〕。據同位素X光射綫瑩光分析均爲鈉鈣玻璃，估計是地中海南岸的羅馬玻璃中心公元前1世紀的産品〔12〕。横枝崗漢墓的時代約在西漢中期，相當於公元前1世紀，這批玻璃是目前我國境内發現最早的羅馬玻璃器。
反映羅馬商人到廣州交易的還有乳香和象牙。南越王墓西耳室發現懷疑是乳香的物質，重2122克。經測定爲樹脂類，成份已有分解。象牙經鑒定是非洲象。公元前3世紀中葉通過布匿戰争，羅馬戰勝迦太基争得西部地中海的霸權，當時羅馬商人又頻繁活動於紅海海域，他們可以輕易地得到主要産於紅海沿岸的乳香和非洲象齒，並用這些物品與漢人互易。所以這些乳香和象牙完全可能是經羅馬商人之手傳入廣州的〔13〕。
三、粟粒金珠飾物
南越王墓主棺室和西耳室共出土4枚金花泡，泡體半圓球形，底下焊接一根横樑，以供連綴。直徑11、高042~05厘米。焊花頗爲繁縟，在球面形的泡體上飾有幾組圖紋，同是用金絲和小金珠焊接而成的，以圓圈紋、心形紋和堆珠紋分别搆成三等份或四等份。在底口的平沿上還飾有兩圈絞索形紋帶。上述用金絲組成的圖紋，每一圈和每粒小珠都是焊接固定的。從傳統的金銀器加工工藝得知，絞索形紋是用極窄小的薄金片作相對方向搓捻而成，小金球是用金絲剪成小段高温吹熔凝聚而成。同樣的金花泡釘在以細密的小顆粒金珠焊接在金器的表面，是地中海沿岸流行的金工技法，如埃及、烏爾(今伊拉克境内)、麥錫尼，這種粟粒金珠工藝隨着貿易、戰争和移民四向傳播，公元前七世紀至三世紀間，斯基泰人或直接或間接地擔任了東西文明交流的任務，斯基泰人特别重視黄金，其文化以富有黄金著稱，包括粟粒金珠等作品，成就了斯基泰人藝術的特色。
 南越王墓所出的金花泡，主要釘在漆木器或者絲布上以爲裝飾。東漢墓裏出土一種多面金珠則是項鏈上的裝飾。廣州漢墓東漢前期墓(M4013)出土由形狀、色澤各异的琉璃珠、瑪瑙珠、水晶珠、金珠和銀珠組成的串珠飾品，中有一枚鏤空小金球，作十二面菱形，每面正中是一個圓形穿孔，每角處有突起的圓珠四粒，直徑14厘米。江蘇邗江甘泉二號墓、長沙五裏牌等東漢墓也有發現。用粟粒金珠堆壘裝飾的形制、工藝都不是中國所固有，這種金珠或者其製作方法有可能是由海路傳入我國的〔14〕。
金珠的焊珠工藝源於西方，古希臘麥錫尼則可能是金珠鏈飾的原始起源。在印度東海岸、越南古海港奧埃奧(Oc-èo，又譯奧高)、印度河流域的咀叉始羅遺址，都發現這種“多面金球”的裝飾物。其流傳的綫路也是地中海、波斯灣、印度洋、南海，自西向東而來。
四、獅子和有翼獸
廣州漢墓還出土一種藝術母題與海外文化有密切關係的造像，盡管這些藝術母題都已轉成中國式的題材，那就是獅子。南越王墓東側室出土的銅瑟枘上見有獅形走獸，瑟枘完全是漢式的博山狀。如果推斷不誤的話，則是國内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獅子造像〔15〕。廣州漢墓的西漢後期墓出土一件雙獅形座(M3021：40)陶質鬆軟，由兩獅合成，連尾背向，獅的頭部及四肢清晰，俯首，張口露齒，俯伏於地。背上各有長方形凹穴，當是插物的器座；東漢前期墓出一銅温酒樽(M5003：52)器蓋頂刻四葉紋，四葉之間布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器下三足作獅形，體形雄健，鬣毛和尾巴均鏤刻出；銅熏爐(M5036：26)爐體的座足上面浮雕三獸，狀若獅形，一人跪坐其上，雙手叉腰，以頭托爐身。爐腹上鏤刻飛翔的翼獸；同墓還出一銅燈(M5036：70)只存燈座，浮雕式三只帶翼的獅子。1997年中山一路一座東漢中晚期墓出土一件可能爲某種器座的立姿銅獅子〔16〕。
我國自古不産獅，獅子栖息在熱帶的草原和荒漠地帶，主要分佈在非洲的阿爾及利亞、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索馬裏和亞洲的伊朗等國，印度西部的卡錫阿瓦半島也有少量。文獻記載獅子産於條支、烏戈山離、天竺摩揭陀國和安息等地。石獅和有翼獸源自波斯和北印度，東漢時期才在中國的陝西、河南、山東、江蘇、四川等地流行，廣泛應用於各種雕塑題材。早期的例子有雲南晋寧石寨山7號墓出土的盾牌形在翼虎錯金鑲嵌銀帶扣，時間爲西漢中晚期，13號墓的獅形飾，時代是公元前2世紀中期。據考證，這些商品或由西亞或印度傳入，或搆思來源於印度由當地人所鑄〔17〕。廣州所見有獅形的器物都是典型的漢式，顯然係當地自製，但獅子圖象的搆思則應該是受到了波斯和印度文化的影響。雲南的獅、虎圖象與西南絲綢之路有着密切的關聯，廣州南越王墓以及漢墓的獅子題材完全有可能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來，前者在時間上還要略早於石寨山。由於獅子形象已經改造，很難確認其具體淵源。
廣州西漢後期和東漢墓裏出土珠飾品，有用瑪瑙、琥珀雕作伏獸，頗具獅子的形象。這種圓雕的獅子在廣西合浦、貴縣也有發現，由於羅馬常從非洲及東方各省輸入獅子，有學者認爲“是琥珀從羅馬經東南亞而由海道輸入我國的確证。”〔18〕
五、“崑崙奴”俑
廣州西漢中期墓裏開始出現一種外國人形象的托燈陶俑，一直到東漢都有，出土範圍廣及廣西貴縣、梧州和湖南長沙等地。這些徒刑作特别的陶俑，早年已有比較詳細的研究，認爲漢代的黑奴是印度尼西亞境内的土著居民，唐宋的崑崙奴是東非洲的黑人〔19〕。由於漢墓中出土的陶燈座俑無釉，亦不施彩，膚色特徵不明顯，只限定在馬來西亞境内的民族範圍太小，可能還不足以反映其來源。除了可能是印度尼西亞血統較多的“原始馬來族”外，有的學者認爲“從深目高鼻這一體形特徵來看，他們似乎更有可能來自西亞或非洲的東岸。”〔20〕還有一個更大可能即是來源於印度。印度次大陸的居民成份包含着人類所有的三大人種(即黑種人、黄種人和白種人)，男性纏頭巾、戴耳環、裸體多毛、髭髯濃密的形象在早期印度雕塑中極爲常見〔21〕。無論是印度的、東南亞的土著抑或是非洲黑人，這些“奴隸”可能是中國的船隊帶回，也有可能由印度商人販運而來。即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到達廣州。
2000年春，在廣州兒童公園出土一枚唐代胡人頭像，象牙質，專家推定爲印章，執紐爲一女性黑人像，下部橢圓形，光平，通高3厘米〔22〕。從頭像的造型，很可能是來自非洲的黑人。從另一個側面表明唐人所稱“崑崙”是非洲的某地。1954年西安南郊嘉裏村唐代裴氏小娘子墓出土的黑人陶俑〔23〕。咸陽底張灣唐墓也出土黑人立像。唐張籍《崑崙兒》詩：“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卷不裹頭。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脱木棉裘。崑崙家在海中住，蠻客將來漢地游。”就是非洲黑人來到中國的寫照。《舊唐書·林邑國志》“自林邑(今越南)以南，皆卷發黑身，通號崑崙。”唐人杜環《經行記》“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度大磧，行二千裏，至其國，其人黑……”指的是今肯尼亞的馬林迪。《唐會要》記有“殊奈，崑崙人也。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月餘日。”從路程的遠近來看，當係非洲的某個國家。黑人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由外國商船帶到中國。
六、薩珊玻璃
1986年在獅帶崗廣州大學内晋墓(M5)出土一件玻璃器皿〔24〕，殘缺不全，壁甚薄，尚不足2毫米，最薄處才1毫米。殘片中見有弧壁，壁外施一道凸稜。藍色，表面有一層白色風化層，斷口可見氣泡。因爲過於殘缺，器型不明，可能是碗杯之屬。經電子探針能譜分析，含Na2O達1711和1763，當屬鈉一鈣系統玻璃，其成分與羅馬玻璃有差别，與薩珊玻璃的成份接近，可能跟湖北鄂城西晋墓、日本橿原千冢126號墓的玻璃一樣是薩珊製品。遺憾的是太過破碎，未能考察其器型及製造成型工藝，缺乏進一步的對照。薩珊玻璃在我國新疆樓蘭、巴楚、寧夏固原、北京、湖北鄂城、江蘇句容以及日本和朝鮮半島都有發現，安家瑶認爲中國、日本、朝鮮半島發現的玻璃器不僅器型上與伊朗高原的玻璃碗相似，而且年代上也完全相符，因此與伊朗高原的玻璃器爲同源産品〔25〕。5—6世紀時，薩珊與我國北朝交往頻繁，除了玻璃器皿外，銀幣、銀器等也常有發現。薩珊製品在我國西北和東南沿海及日本、朝鮮發現，表明有不同的傳入綫路。在廣州及廣東省其他地方出土一批薩珊製品，反映了南方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也同樣有着頻繁的交往。1960年廣東英德縣浛洸南齊墓出土的3枚薩珊朝銀幣、1973年曲江縣南華寺南朝墓出土的9枚薩珊朝銀幣和1984年廣東遂溪縣邊灣村發現的金銀器窖藏，都是由波斯經海路傳入的，從而爲論证公元五世紀中國與波斯之間的海上交通提供了實物資料。波斯薩珊朝玻璃和銀幣、金銀器由海上絲綢之路傳至中國的路綫大體可推定：伊朗(安息)一印度(天竺)一馬來半島(頓遜)—中國(交州、廣州)，扺達中國後再轉至日本和朝鮮。
《南越國宫苑遺址考古發掘成果展》陳列有一只玻璃杯(碗)，白色透明，直口微斂，外唇政一道凹弦紋，直壁上有旋紋，淺腹，大平底與口徑相當。非碗非杯，其造型异於一般中國容器。説明牌道：主要成份爲鉀鈉，唐代人西亞一帶傳入我國。其成份既與中原的鉛鋇玻璃不同，也與一般羅馬玻璃和薩珊玻璃成份不同，由於具體成份比例未詳，其來源一時不好妄斷。然而西方(包括中國以外的中亞、西亞)生産以天然純碱或以含有碳酸鉀、碳酸鈉的草木灰爲主要助熔劑的鉀、鈉玻璃，或可備考。
七、五代波斯陶
8世紀以後隨着造船業的發展和航海技術的提高，海上的陶瓷貿易也趨繁榮。瓷器遠銷世界各地，成爲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由於陶瓷器具有不易腐爛的特性，在亞、非、歐各國沿海有古遺址中尚遺存大量中國的古陶瓷，因此有人把“海上絲綢之路”稱爲“陶瓷之路”。這個時期，一些外國的陶瓷器也流傳到中國。
1997年中山四路文化局大院信德文化廣場工地發掘，出土一批波斯陶片，《南越國宫苑遺址考古發掘成果展》現在展覽的一件，可看出爲罐瓶之屬。還有不少孔雀藍波斯釉陶片。共出遺物有“干亨重寶”鉛錢、青釉蓮花辦瓦當、越窑青瓷碗殘片等。陶片緑釉偏藍色，胎質疏鬆，釉質均匀，發色鮮艷，由於破碎過甚，未能復原。直口，反唇，短頸，瓶體修長，上廣下收，小平底，肩腹部貼飾附加堆紋。頸肩部附耳，奇特的是其耳緊貼器身，無孔，不知其耳如何貫繩，與國産罐瓶的容器差别較大。其形制當與福州五代閩國劉華墓出土的孔雀藍釉Ⅱ式陶瓶相似〔26〕。這種孔雀藍釉陶瓶應屬古波斯産品，其製作年代大約在公元九世紀前後〔27〕。
福州五代墓的墓主劉華係南漢南平王劉隱次女，於後梁貞明三年(917)，嫁與閩王王審知次子王延鈞。據史載，王審知據閩，重視海外交通貿易，“招來海中蠻夷商賈”。南漢也積極開展海外貿易，史書明確記載劉鋹後宫養有波斯女〔28〕，這應是波斯商人經常到廣州經商的旁证。閩漢兩國聯姻交好，劉華墓出土的波斯陶器，抑或是閩國直接從海外得來，另一種可能是南漢倍嫁的嫁妝。除廣州、福州出土波斯陶外，揚州也出有不少〔29〕，表明有唐以後，沿海各大港口海外貿易之繁盛。據國外發表的有關資料統計，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斯裏蘭卡、菲律賓和泰國等地曾發現這類波斯陶器〔30〕。這些地點都是公元九、十世紀繁榮的都市或海港，是東西方海上貿易通道上的樞紐和貨物集散地。
八、明代孟加拉和威尼斯銀幣
1964年廣州市東山發掘明提舉市舶司太監韋眷墓，出土外國銀幣3枚。經夏鼐先生鑒定，其中有2枚是榜葛剌(今孟加拉)銀幣，爲榜葛剌國(Bengal)培巴克沙(Ruknal-Dinbarbak 1459—1474AD)於1459年所鑄。另一枚是15世紀的威尼斯銀幣，爲威尼斯共和國總督帕斯夸爾·馬利皮埃羅(PasqualeMalipiero 1457—1462 AD)所鑄，叫做“格羅索”或“格羅塞托”。孟加拉早在兩漢時期就是中國船隻行往印度洋的航綫之上，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平帝元始中，王莽遣使從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出海，離開漢境，航行一年左右到達黄支國，然後由已程不國返航。來回都行經孟加拉灣〔31〕。由於千百年來，孟加拉等東南亞地區處初民階段，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在以往的海上交通和貿易中没能顯示出其自身的面貌。15世紀的孟加拉銀幣在廣州出土，表明孟加拉等國已建立起自己獨立的國家，在海上絲綢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威尼斯銀幣更進一步表明其到達廣州(中國)的綫路是海路而非陸路。14世紀開始，威尼斯實行一條法律，禁止從陸路輸出格羅索銀幣，只允許由威尼斯商人從海路帶出。因此這枚銀幣最大可能是隨阿拉伯商人或是由中國旅行者傳達中國，其流通或傳播經由海路沿着與威尼斯共和國保持貿易關係的各個國家的海岸進行〔32〕。但也有可能是商人直接從威尼斯帶到中國的，因爲中國的航海家早在15世紀以前就已扺達非洲大陸和歐洲。
通過對出土文物源流的分析研究，我們完全可能得出以下結論：廣州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港口城市，至少在公元前2世紀就已經直接或間接與阿拉伯人和羅馬人進行海上貿易。衆多域外珍寶在廣州出土，充分顯示出廣州國際貿易市場的特色。廣州港形成時間早，兼且是我國最大國内外貨物的集散地，無可争議地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可是也有人在始發港的問題上做文章，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廣州的“都會”地位，另一方面又提出“漢番禺不是始發港”的論調〔33〕。這類提法不但混淆了始發港與一般港口的概念，還模糊始發港的作用和意義，對認識和研究海上絲綢之路毫無益處。
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綫和所到地點，考證難度非常之大。若要弄清某地是不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古代港口，僅依靠文獻加推論的辦法已經是難以奏效的，永遠也得不出一個能爲各家所公認的結論。要解决這類問題關鍵在於考古學材料的運用，通過一系列考古發掘，對遺址出土遺物的年代、造型、工藝、質地進行綜合分析研究，進行廣泛地比較、考證。比如漢代頗負盛名的黄支國，據日本學者藤田豐八和法國學者費琅考證，“黄支”就是健志補羅(Kanchioura)，即印度現代港口城市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臘姆(Conjeveram，或譯康志唯南)。1945年英國考古學家惠勒(MWeeler)和印度考古學工作者在距離康契普臘姆不遠的阿裏卡梅杜遺址(Arikamedu)進行的發掘，查明這裏是印度與羅馬海上貿易中心。有可能是黄支國的某個港口城市。1944年法國學者馬利勒(L.Malleret)在越南南部城鎮迪石北面發掘的奧埃奧(Oc-è0，或譯奧高)遺址，出土東漢至三國的銅鏡，還有來自羅馬、波斯和印度的各種器物。此地或許就是扶南國的頓遜國，這裏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中轉口岸。然而，我們在利用國外文章、資料方面上遠遠不够，尤其是考察、對比外國實物資料方面更是薄弱，已經成爲當前研究最大障礙，嚴重掣肘着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注 釋：
〔1〕麥英豪：《漢代番禺的水上交通與考古發現》，載陳柏堅主編：《廣州外貿兩千年》，廣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廣東科技出版社，1991年；香港博物館編：《南海海上交通貿易二千年》，香港市政局，1996年。
〔2〕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西漢南越王墓》上册，209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案以下凡是引自該書的資料，恕不一一列出頁碼。
〔3〕波斯帝國興起於伊朗高原西部。公元前522年大流士奪取政權，統一全國，帝國疆域最大時，東達印度河，西接愛琴海。漢代稱爲安息的古國，本波斯帝國一行省(伊朗高原東北部)，後隸屬亞力山大帝國及塞琉西王國。公元前二世紀後半葉領有全部伊朗高原和兩河流域。薩珊王朝(公元前226一公元642年)中國史籍改稱波斯，一起沿用到近代。
〔4〕孫機：《凸辦紋銀器與水波紋銀器》，載《中國聖火——中國古文物與東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問題》，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
〔5〕山東省淄博博物館：《西漢齊王墓隨葬器物坑》，《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6〕張增祺：《晋寧石寨山》，雲南美術出版社，1998年。
〔7〕張增祺：《戰國至西漢時期滇池區域發現的西亞文物》，載《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第一輯，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
〔8〕羅二虎：《“西南絲綢之路”的初步考察》，載江玉祥主編：《古代西南絲綢之路研究》第二輯，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
〔9〕林梅村：《中國與羅馬的海上交通》，見《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
〔10〕《後漢書·西域傳》載：“天竺國……西與大秦近，有大秦珍物……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乃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頗從日南徼外來獻。”同書又載：“桓帝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安敦即羅馬皇帝安東尼(MAAntoninus)，約公元161—180年在位。
〔11〕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州漢墓》上册，239頁，文物出版社，1981年。
〔12〕安家瑶：《中國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學報》1984年第4期。
〔13〕徐蘋芳：《考古學上所見中國境内的絲綢之路》，載《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新世紀出版社，1996年。
〔14〕岑蕊：《東漢魏晋墓葬中的多面金珠用途及其流源》，《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3期。
〔15〕文獻記載域外進獻獅子明確紀年的是公元87年，《後漢書》：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獅子、符拔；順帝陽嘉二年，疏勒國獻獅子、封牛。
〔16〕全洪：《廣州市東山漢至五代遺址和墓葬》，見《中國考古學年鑒1999》，文物出版社2001年。同墓出土一件刻有“陽嘉二年……”紀年，該墓年代不早於公元133年。
〔17〕童恩正：《古代中國南方與印度交通的考古學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又見［7］。
〔18〕周連寬、張榮芳：《漢代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關係》，《文史》第9輯，1980年。
〔19〕胡肇春、張維持：《廣州出土的漢代黑奴俑》，《中山大學學報》1961年第2期。
〔20〕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廣州漢墓》上册第八章·結語，第478頁，文物出版社，1981年。
〔21〕常任俠編著：《印度與東南亞美術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美］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菲利普·李·拉爾夫著，羅經國等譯：《世界文明史》第一捲，商務印書館，1990年。
〔22〕廣州市文化局編：《廣州文物保護工作五年》，廣州出版社，2001年。
〔23〕杜葆仁：《從西安唐墓出土的非洲黑人陶俑談起》，《文物》1979年第6期。
〔24〕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下塘獅帶崗晋墓發掘簡報》，《考古》1996年第1期。
〔25〕安家瑶：《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薩珊玻璃器的發現與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
〔26〕福建省博物館：《五代閩國劉華墓發掘報告》，《文物》1975年第1期。
〔27〕陳存洗：《福建劉華墓出土孔雀藍釉瓶的來源問題》，《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
〔28〕［清］樑廷楠：《南漢書》。
〔２９〕周長源：《揚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年第2期；顧風：《略論揚州出土波斯陶及其發現的意義》，載《中國古代陶瓷的外銷》，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３０〕［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譯：《陶瓷之路一一東西文明接觸點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三杉隆敏：《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陶器》，《中國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第三輯，1983年。
〔３１〕朱杰勤：《漢代中國與東南亞和南亞海上交通路綫試探》，載《中外關係史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３２〕［意］毛裏齊奧·斯卡爾帕裏：《中國發現的十五世紀威尼斯銀幣》，《考古》1979年第6期。
〔３３〕司徒尚紀：《漢徐聞港地望歷史地理新探》；阮應祺；《漢代徐聞港在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中的地位》，《嶺南文史》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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