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长沙楚城，不可不谈长沙楚墓，这不但是因为墓能证明城的存在，界定城的位置的范围，更重要的是有很多城址内无法保留的文化遗物，在墓葬的深埋而和旧的埋葬制度刻意保存之下，大批的珍贵资料能历数千载而幸免于难。这些资料充分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

　　墓葬分布：长沙已发掘的约3000座楚墓，基本都分布在战国长沙楚城的周围，除湘江西岸的银盆岭、岳麓山有为数不多的战国晚期楚墓外，其他主要都在湘江东岸。湘江东岸古代是岗峦起伏的丘陵，其中临江部分为冲积的河谷平地，其界线大概是东起小吴门经浏城桥至天心阁一线，南至南门口，北至兴汉门，在此范围内主要是河谷平地，溪沟交错，此之外则是连绵的低矮山岗。因此，古城建在河谷平地，墓葬就分布于其周围的岗丘。

　　湘江东岸的墓葬又以城东为重点。浏城桥至天心阁古代为一条南北走向的山岗，旧称龙伏山。这里墓葬时代较早，多为春秋末年至战国早期。1971年发掘了著名的浏城桥1号墓，1982年又在1号墓周围发掘6座规模较小的墓葬。北起湖南旅社（现巨洲饭店）、南至凤凰台等处都曾有战国时代的墓葬出土。明清长沙城的东城墙就在这一带，据长沙老人回忆，民国初年城墙刚拆除时，这里是放牧牛羊的理想之所，水牛好在地上翻滚，而有墓葬之处土质都较松软，被牛滚出一个个的坑，长沙人俗称“牛恋凼”，当时从浏城桥至天心阁“牛恋凼”一个接一个。

　　后来修筑环城公路（今建湘南路）时这些墓葬基本都被覆盖于路基之下了，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进行，它们必将会逐步被发现。从此再和东就是几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小吴门外从清水塘经军区（杜家山、陈家大山）至袁家岭、燕山街、五里牌为一条；浏阳门（浏城桥）外从黄泥坑、复兴街经窑岭（杜家坡）、曙光电子管厂（柳家大山）至杨家山为一条；天心阁外从识字岭、麻园湾、左家公山（今市11中学处）、长岭、左家塘至妹子山（今长沙钢厂后）、阿弥岭为一条。这些山上都分布着成群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价值较大的除浏城桥楚墓外，还有1949年出土人物龙凤制画的陈家大山战国墓，1951年五里牌406号战国大墓，1954年出土毛笔和天平砝码的左家公山15号墓，1973年出土人物御龙制画的子弹库1号墓，1976年出土钢铁的杨家山65号墓，1980年出铭文铜戈和漆虎子的五里牌1号墓等。

战国琉璃剑首剑髓，1955年长沙楚墓出土

　　城南楚墓主要分布成3条带形，一是从天心阁往西南至燕子岭、劳动广场、妙高峰、雨厂坪、下碧湘街一带，这一条山脉直到晚清民国初期尚存，甚至现在仍可见其余势。50年代修劳动广场时曾发掘战国楚墓80余座，1991年在广场西北角的马益顺巷还发掘战国中期的大型木椁墓。二是从天心阁往东南经回龙山、月亮山（今市15中学）、小林子冲、侯家塘至东塘、赤岗冲一带，从50年代在月亮山发掘50多座战国墓开始，至今在这一带已发掘的墓葬有数百座。三是从临湘江的大椿桥（东瓜山）经仰天湖、扫把塘、黄土岭至砂子塘，这一带至今山势犹存，为长沙城区的脊梁，这里的仰天湖、扫把塘是墓葬较为密集的地方。城南区最重要的是1957年出土大批竹简的仰天湖25号大型木椁墓，以及1991年发掘的马益顺巷木椁墓。

　　长沙城的原始地貌是南高北低，城北是较低洼的地带，但仍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丘岗，它们主要可分为两带，即从松桂园、荷花池、留芳岭、麻园岭至伍家岭、九尾冲，以及从烈士公园南大门往北经杜家山、砚瓦池、丝茅冲、德雅冲至黑石渡，这些都是楚墓较为集中的地方，较重要的有1954年在伍家岭西南现市一粮食仓库内发掘的杨家湾6号墓，墓葬棺椁保存完整，出土了大量漆木器和竹简，为典型的战国末年的楚墓。另外还有1952年出铁器的龙洞坡（今烈士公园南门处）826号春秋晚期墓、1958年出土云纹提梁壶的烈士公园3号墓等。

　　长沙发掘出土的楚墓3000余座，除个别的如张公岭墓地等情况外，基本上都在上述范围之内。从长沙楚墓出土的文物，我们不但可分析出长沙城的位置规模，还可论证其在商贸、经济、文化等方面城市的功能和设施情况。长沙楚墓出土文物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铁器。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铁器数量在全国首屈一指。据湖南省博物馆高至喜先生统计，从1951-1964年有186座战国楚墓出土铁器共241件，品种30多种，主要有锄、铲、石奔、斧、镬等生产工具，及鼎、夹、带钩等生活用具，占总数的70%。1964年以后至今出土的铁器虽未作统计，据估计当不少于此数。出土铁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生产工具，而这些工具又多非有意作陪葬品，而且弃于墓坑或填土之中，说明当时它们已不是很珍贵的东西，而是大量使用的普通工具。

　　二类是铜镜。长沙出土的战国铜镜，其数量之多、纹饰之精美为全国之最。1951-1964年，长沙楚墓出土铜镜470面，加上1964年以后出土的总数可达1000面，即已发掘的长沙楚墓中已有三分之一出土了铜镜，不少墓坑不到1米宽的小墓中都有铜镜随葬，可见当时长沙制镜业的发达。

　　三类是琉璃器，即原始玻璃，也叫料器。我国最早的琉璃器出现于西周，在陕西、河南、山东的西周墓中出现少量小件琉璃珠管，为作项链等装饰的用品。战国时期的琉璃，则主要出土于长沙，初步统计有近200座楚墓中出琉璃器达400余件，其中作项链等装饰的琉璃珠、管近300件，1990年浏城桥附近一座小墓中就出土玻璃珠140余颗。通过化验，长沙出土的玻璃器的成份以硅、铅、钡为主，属铅钡玻璃。文物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的杨伯达先生认为，铅钡玻璃为我国自己生产。世界上古代玻璃最早见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尔后西亚地区的玻璃技术一直都很发达。战国时期长沙楚墓出土的玻璃器和当时西文的玻璃器，虽然在器形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玻璃的成份却有明显的区别，后者成份以钠钙为主。由此可见，长沙当时不但有发达的玻璃制造业，而且可能与西文有一定的交往。

　　四类是漆木器。长沙楚墓出土的漆器数量多，品种丰富，花纹精美，仅次于湖北江陵楚墓所出。尤为重要的是不少漆器上有针刻文字及烙印，1954年杨家湾6号墓出土的1件漆盒，盒底外和盖内都阴刻着“王二”的字样。1956年发掘的沙湖桥19号墓出土的1件漆耳底有漆书“某里×”字样。还有不少漆器的底部烙印有圆形、三角形或方形的印章，有的在不同地点发掘出土的漆器其印章大小文字一致，似为同一印模烙出，很可能由同一作坊生产。

　　另外，长沙楚墓中出土大量仿铜陶礼器，均为冥器，一套至数套不等，有的不同地点出土的陶礼器形式基本一致，说明当时亦可能有制造随葬冥器的作坊。1989年中山商业大厦挖基础时曾发掘出制陶作坊的遗址，就是极为有力的证据。长沙楚墓中还有100多座墓中出土天平和砝码，有的出土1个或数个砝码，有的天平砝码同出，最完整的一套出土于1954年左家公山15号墓，除天平外，9个砝码大小依次排列，共重约250克，相当于战国时的1斤。此类天平砝码除湖南楚墓（以长沙为主）外，其他地区基本未曾发现。

　　从上所述，我们似不难想象：战国时期长沙城的手工业一定非常发达，城内有铁器加工、铜镜制作以及玻璃器、漆木器、陶器等生产的种类作坊。

　　根据长沙楚墓出土的文物推测，当时长沙城的市场亦应十分繁荣。战国时期的市场，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左传》宣公十四年：“楚子伐宋，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庄子·外物》：“索我于枯鱼之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仁成先生认为：“蒲胥之市应即是蒲席之市。因楚地多产蒲席，在郢都辟有专门市场，而以胥师管理之。”而“枯鱼之肆”则是咸鱼零售商店。因此，当时的长沙城中不但有铁器、陶器、铜镜、琉璃、漆器等制作工场，亦应有它们的交易市场。天平砝码就是这些市场交易的工具。天平砝码用作称量楚国金币的工具，这一观点已获得学术界的公认，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当时琉璃器的交易不是以件而计，而是称量计价，因此天平砝码也是琉璃制品交易使用之工具。这一认识的提出，对解决为什么只有长沙为主的湖南楚墓才出土天平砝码的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战国时期长沙一带琉璃制造业较为发达，市场繁荣，作为交易工具的天平砝码较多也是符合情理的。

　　综观长沙楚墓出土的资料，不但有助于研究确定长沙楚城的位置和规模，更有意义的是，这些资料已将当时长沙城发达的制造业和繁荣的市场展现在我们面前，它们雄辨的证明，长沙城不仅是楚南的军事重镇，也是楚国晚期一颗商贸经济的明珠。

    戰國(西元前480—前222年)

    1957年長沙市南門外白沙2號楚墓出土

    直徑4.5釐米，厚0.5釐米    

    作圓餅狀，器表呈青色，中心部位兩弦狀圈紋圍繞一谷粒紋，外飾單線勾勒的柿蒂紋，外圈有谷紋三周，不很整齊，觸之有毛糙感。背面中央有一小柱狀物，可與劍柄相接。

    該器是倣玉劍首作品。劍首是劍之柄端所嵌的玉飾，置於劍柄的頂端。最早的實物出土于春秋晚期的墓葬中，戰國、西漢時期最常見。玉劍首多呈圓餅形。除少數光素者外，大多在劍首正面琢有弦紋、谷紋、柿蒂紋等。背面光素有穿孔。    

    湖南不產玉，古代常以玻璃作倣玉製品，因而留下了一大批倣玉風格的玻璃器，器形主要有璧、環和劍飾等。古代玻璃器出土極少，湖南這批倣玉玻璃器對研究我國古代玻璃器的源流有十分重要意義。

    (此件文物资料来源于：湖南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