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在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距今五千多年前，两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成为古代世界最早生产玻璃制品的地区。正因为这样，对中国古代玻璃的来源，人们曾一度被西方输入之说所迷惑。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古玻璃西来之说被予以否定，自创学说不断地得到科学的证实与公认。中国古代玻璃的产生，现已可追溯到西周时期，而且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本国独特的发展体系。广西古代玻璃的出现，虽然比中原地区晚，但从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结果表明，已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广西所发现的古代玻璃制品，都是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取得的。除隋代有一件高足玻璃杯，南朝有5颗和宋代有3颗玻璃珠之外，其余都是汉代玻璃制品，主要产品有玻璃珠、耳珰、璧、环、管、鼻塞、龟形器、杯、盘、碗等。其中汉代玻璃珠占的比数最多，总数达万余颗以上，是汉代广西诸民族的主要装饰品。

　　玻璃珠的制作工艺虽然比较简单，但造型多种多样，有圆算珠形、菱形、橄榄形、鱼网坠形、球形、圆柱形、扁扣形、水壶形等。玻璃的颜色可谓是五光十色，有深蓝、淡蓝、淡青、绿、湖水蓝、月白、砖红、粉红、紫褐、墨绿等十多种，多数玻璃珠质地坚硬，光泽耀眼夺目，透明或半透明，少数不透明。珠的中心都穿小孔，可穿连成串。仅有的一件花玻璃珠，以蓝色为底，中间镶入白色玻璃条，形似小足球，造型奇特，别具一格，与中原地区发现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完全不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玻璃艺术珍品。

　　玻璃耳珰发现24件，都是两汉时期器物，其造型仿白玉质同类器物，外观呈腰鼓形，中间穿孔，有蓝色和淡绿色，透明或半透明。耳珰属装饰品，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到了两汉时期，耳珰的生产剧增，尤其是东汉时期的蓝色耳珰，全国各地都有发现，经化学成分分析，绝大多数都是我国自制的铅钡玻璃。广西已测试两件，其中一件是铅钡玻璃，另一件是钾玻璃，这两件耳珰的化学成分不同，但其造型、颜色以及成型方法都基本相同，说明这两种不同成分的玻璃耳珰，在加工成型方法上有一定的联系，同属于我国自制玻璃。

　　我国玻璃壁的产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玻璃璧在湖南省发现最多。广西发现的3件玻璃壁，都是汉代产品，其造型完全是仿自同类玉质器，正面饰汉代常见的谷纹，背面光素无纹，是我国传统的民族礼制品无疑。经密度测定结果证明，它也属于我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玻璃鼻塞、龟形器、环都是汉代玻璃，特别是龟形玻璃器，在我国汉代玻璃制品中是惟一仅有的玻璃艺术珍品。

　　广西发现的玻璃器皿，目前已有17件，主要产品有盘、杯、碗等。汉代玻璃杯，有高足杯和平底杯之分，平底杯都是压模成型，半透明，外腹饰以汉代常见的弦纹。广西发现的两件玻璃盘都是压模成型，与河北省满城发现的西汉玻璃盘完全相似。

　　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经科学测试，有四种不同的化学成分。一是PbO-BaO-SiO2系统玻璃，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中国自制玻璃系统二是PbO-SiO2系统玻璃，这是继我国早期铅钡玻璃之后在汉代以后开始兴起的一种玻璃；三是K2O-CaO-SiO2系统玻璃；四是K2O-SiO2系统玻璃，这类玻璃，广西发现最多，约占玻璃总数的75％，其显示的特点是含钾量高达 17．63％，但含氧化镁却很低，仅在0．01％～0．68％，未超过0．7％，与西方中世纪钾玻璃含氧化镁高达3％～9％，有着明显的区别。这说明汉代钾玻璃的制作，已采用了与西方不同的原料，而广西发现的此类玻璃产品最多，这意味着这种钾玻璃的制造地应在南方沿海地区寻找。

　　正如著名考占学家宿白先生在《中国占代金银器和玻璃器》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最晚于公元前后，我国南方海港及其附近已有可能仿效罗马玻璃制造出压模玻璃器皿。”经过铅同位素测定，还发现广西古玻璃的铅同位素比值很高，而西方古玻璃中还未发现有如此之高的比值，进一步地证明了这些玻璃是采用中国本土的矿料制成，排除了西方输入的可能，成为继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之后又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早期玻璃。

　　晋朝著名炼丹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载，“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史料记载表明：交广人(今广西、广东、越南一带)在晋代已学到玻璃制造技术。李防在《太平御览》中引《南州异物志》记载：“玻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于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广西发现的汉代钾玻璃，有可能采此自然灰作为助熔剂，当然这只是推测，要使人们信服和公认，还期待着考古的新发现，尤其是玻璃制造作坊遗址的发现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