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外关系已见诸史籍文献。从希罗多德笔下所记的欧亚草原民族，人们可以见到至迟在前6世纪，欧亚草原之路实际上已经走通。古代波斯、印度和希腊等称中国为“秦”，表明秦国或秦朝的消息已经向西传播。

    汉代是中外关系的开拓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史上称为“凿空”。“凿空”的就是途经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绿洲之路。实际上汉代中外关系的开拓，不仅有绿洲之路，还有匈奴沟通的欧亚草原之路和中西海道的创辟。许多古代民族参与了东西通道的开辟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各种文明彼此沟通的要求，乃是东西通道开辟的巨大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对峙和纷争的局面，促使这些小王朝和政权为了保存、发展自己而采取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各找出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这一时期中外交通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主要表现在绿洲之路的发展、青海道的兴起及海道的成熟。这个时期的中外经济交流相当繁盛，中国与相关各国都希望在经济交流中互补互利。除了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外，那些被称为“胡商”的粟特人、波斯人、印度人、东罗马人，特别是粟特人已成为中西陆上贸易活动的主要中介。他们以洛阳、姑臧(后称凉州，即今甘肃武威)为大本营，广泛活动在新疆及内地淮河以北的各个贸易集散中心。中西间的国际贸易导致西方金银货币在中国一些地方流通，这已为在我国境内陆续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所证实。

    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有很大发展。隋朝历时虽仅38年，但在中外交通方面却有所开拓。隋炀帝“扬威异域”，多次遣使前往西域和海南，与不少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其中常俊出使赤土国(位于今马来半岛)，是中国南海航行的重要一步。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形成了自汉代以来的第二次高潮。

    唐代的中国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高度发达，在当时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鼎盛时期的唐帝国开创了大一统王朝盛世外交的新局面。在这种宏观条件下，中华文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表现出兼容并蓄地吸收各种异域文明的雅量。在唐代，经由陆路或从海道来往于中西之间的，有使节、贵族、商人、僧侣、学者和艺人，还有征战的军人、随军的工匠以及难民和奴婢。他们是中西文化的沟通者，其中有些人还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记录。玄奘、义净、杜环、苏来曼，是当时的大旅行家。《大唐西域记》则是世界历史上声誉很高的游记之一。

    经济交流中最活跃的是“胡商”。他们来华，集中活动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地。输入香料、药物、珠宝、珍奇、毛织物等等。在海道发展的情况下，广州开始成为中国的贸易大港，8世纪初，唐在广州创设了市舶机构。从8世纪中叶起，中国陶瓷经由海道开始大量外销。陶瓷之路的兴起，是唐代中外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和一大特色。科学技术的交流方面，唐代也远胜于前代。主要是炼丹术、造纸术的西传；印度天文历算、医学、制糖法以及与本草有关的许多植物的传人。

    从世界范围看，宗教是中世纪文化主要的和集中的表现形式，它又是具有某种排他性的文化表现形态。唐代诸种宗教纷纷传人中国，并都找到立足之地，这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除佛教外，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印度教和犹太教纷纷传人中国，并留下不少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人誉为世界石刻之王。

    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并未因朝代的更迭而受到影响。北方的辽夏金诸王朝的地理位置，使他们只能经由陆路与西域往来。北宋可以在陆上和海上与朝鲜、日本及西方交往；而到了南宋，由于熙、秦等州均落人金人手中，与西方的陆上交通因此而便断绝。

这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继续发展，又有了值得重视的新内容。中国发明的船舵大约在10世纪时传到阿拉伯文化区，稍晚些时候罗盘也传到西方。从9世纪起，埃及制陶业已模仿唐三彩制作多彩釉陶器，随后又开始烧制模仿白瓷、青瓷的陶器。受中国陶瓷的影响，在波斯出现了波斯三彩、白釉蓝彩陶和青色陶器。中国的茶叶在10—12世纪可能经由于阗传至波斯、印度。从阿维森纳(980～1037年)的《医典》可以看到中医最初西传的内容。此外，有关东方十二生肖纪年的记载也传至阿拉伯地区；中国古代算术中的“盈不足术”也在此时经由阿拉伯传至欧洲。至于由西向东的文化传播，可举述如下：唐末五代时李珣撰成的《海药本草》记载了许多海外的药物。先已传人新疆的西瓜由辽人传到华北，金时由宋人传到南方。镔铁的制造在金元之际传至中原。在天文历算和占星术方面，伊斯兰教的希吉来历法已于宋初传人中国；从敦煌写本中的“星命课文”可以确知，至迟在974年，波斯占星术也已在中国行用；辽墓中的星图壁画已将二十八宿与来自西域的黄道十二宫绘制在一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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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下面从考古学角度选择若干重要实物遗存，以勾画出各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一)丰富多彩的中西文化交流篇章

    (1)秦汉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展

    这里所述西方的地域，包括了中亚、西亚以及远至北非、欧洲等广大地区。

    据考古发现，在德国斯图加特市西北的一座前500多年的凯尔特人墓里，有用中国蚕丝绣制的绣品。可见中国丝绸制品早在战国时期就远销欧洲。这些丝织品应该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到中欧的。

    就中国而言，当时中外关系的开拓与国势的强盛密切相关。汉武帝依靠强大的国力，在陆上和海上都采取进取的政策。河西四郡、西域都护、西南诸郡(犍为、益州、永昌)以及北部湾沿海诸郡(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的设置，既是汉代国势伸展在行政地理上的标志，又是中外交通开辟的凭借和保证。

    在汉代，中原地区同西方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陆路也就是“丝绸之路”进行的。除此之外，欧亚草原之路和中西海路也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位于中亚地区的新疆，为古代西域的一部分，在汉代这里是中西文化传播的通道和汇聚点，当地出土的汉代遗物既有属于汉文化的，又有属于印度、波斯和希腊文化的，还有东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中西海路在汉代已经创辟。从考古发现来看，秦汉时期中国船舶已具备在南海进行近海航行的能力。居于中西海路上的印度康契普拉姆市附近的古海港，曾繁荣了几个世纪，从遗址中出土的我国宋代瓷器说明这个古海港约在12～13世纪之后才衰败的。

    中西海路上的另一个重要遗址是位于越南南部的海港遗址一一奥高。其使用时代为2～6世纪，所在地域属于当时扶南国的范围。这里出土的小型铸像，相貌类似印度和中亚胡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奥高发现了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汉式菩萨像。因为菩萨在印度、西域均为男性形象，到了中国才变为女性。所以这里发现的女菩萨显然来自中国。出土的中国文物还有汉至三国时期的铜镜残片。在奥高发现有152～180年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正是汉文史料提到的罗马皇帝大秦王安敦在位时发行的。另外还出土了罗马玻璃器残片，类似的玻璃器在中国东南沿海汉晋古墓中屡有发现。这些来自中国内地、印度、罗马的出土遗物向我们揭示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位于中南半岛的奥高海港遗址是罗马与中国进行海路交往的一个重要中继站。①

    在这个开拓时期，中国输出的货物有丝麻织品、漆器、铁器、软玉、釉陶和装饰品。丝绸是西方各国最受欢迎的中国产品，罗马时代的上层人士，尤其是妇女，喜爱穿着丝绸服装，这在造型艺术中有明显反映。②从西方经西域传人中国的物品有葡萄、苜蓿、安石榴、芝麻、核桃、蚕豆、芫荽、大蒜、胡椒及各种香料；另外，有各种毛织品、珍贵毛皮、良马以及珍禽异兽等。在汉代的造型艺术、音乐舞蹈、杂技以及日常生活中，都或多或少显示出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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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②  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图2，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佛教的传入  一般认为，佛教最初是由印度经中亚传人中国的。它向葱岭以东传布的路线实际上就是绿洲丝绸之路，北道以龟兹、焉耆为重镇，南道以于阗为中心。如和田地区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它们的始建年代约在公元前后①。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佛教除经由绿洲丝绸之路传人外，还有可能从南海海道和中印缅道向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传播。如徐州东汉画像石墓、沂南东汉画像石墓中的画像石题材中均有佛像造型；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是东汉时期的佛教作品。考古资料也表明，四川彭山、乐山的东汉崖墓中已有佛像雕塑作品。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发现，这一领域可望有进一步的新认识。佛教传人中国后，初以长安、洛阳为中心，信徒多为皇室贵族，东汉末年渐渐传人民间。最早翻译成汉语的佛经是原出小乘佛教经典《阿含经》的《四十二章经》。

    天马  张骞第一次(前138一前126年)出使西域到过大宛，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说大宛国(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出产一种汗中带血的好马，传说汗血马的祖先是天马与凡马杂交的后裔。最初武帝得到的是乌孙马，称之为“天马”。后来汉武帝听说大宛国有好马藏在贰师城，不肯给汉使。武帝派人以金换马，结果马未换成，连使者也遭杀害。于是命李广利征伐大宛，迫使大宛求和，终于取得大宛汗血宝马，更加爱好，就更名乌孙马为“西极马”，而称大宛马为“天马”。武帝为此而歌诗：“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这次以取马为直接目的的战争的胜利，扩大了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声威。总体说来，天马的输入改良了内地马种，促进了养马业的发展。

汗血马是天马与普通母马交配而生的传说可能源于古代伊朗的神话。而大宛马汗血的现象，则不是神话传说。有学者考证，现在的中亚土库曼马，有一种寄生虫寄生于马的前肩髆与项背皮下组织里，寄生处皮肤隆起，马奔跑时，血管扩张，寄生处创口张开，血即流出。据此推论，古代的大宛汗血马可能正由此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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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疆文物局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

    1981年，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东侧的从葬坑中出土一尊鎏金铜马(图19--1)。据研究，此鎏金铜马表现的正是天马的体形，在汉以前的造型艺术中，不见这种体形的马，而从汉迄唐约千年间，这类马的形象屡见不鲜。与现代良马相比，茂陵鎏金铜马与中亚土库曼的阿哈一捷金马最为近似，所以天马与阿哈一捷金马可能属于同一基本血统来源①。

狮子  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示吉祥的瑞兽。然而，中国并不是狮子的原产地，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产于非洲和西亚。狮子之所以能够融人中国传统文化，归功于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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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常洪、王仁波：《试评茂陵东侧出土的西汉鎏金钢马一一兼论天马与现代马种的关系》，《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在新疆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东口发掘的塞人墓中，出土一件带有对狮的“高足承兽方盘”，与之共出的还有狮子纹金箔饰件(图19---2)。据碳14年代测定，其年代约在距今2345～2040年①。

    西汉时期，中国始出现“狮子”一词。20世纪80年代初，在咸阳的西汉元帝渭陵寝殿遗址内，出土了玉狮子、玉辟邪等一批玉雕。历史上的西域诸国在向中原王朝进贡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献狮。此后，狮子成了中国文人墨客和艺术家极力讴歌的对象。后来，狮子又从宫廷走向民间，产生了“狮子舞”等，至今仍是中华文化圈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成为民族文化中的辟邪、吉祥之兽。

    (2)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文化的推进

    在经济交流的同时，中西之间的物质文化及生产技术的交流也更为广泛。中国输出的仍以丝织品为主，且养蚕技术已传到波斯和东罗马；输入的有毛织品、异兽珍宝和香料，埃及玻璃的制法此时也传到中国，萨珊波斯的金银器皿、兜鍪铠甲则更显精彩。波斯人独创的波斯锦，纹样富丽堂皇，返销中国，其浓郁的异域风格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进而丰富了中国丝绸制品的质地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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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炳华：《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s1年第1期。

    在艺术领域，诸种文明交汇的现象最为鲜明。于阗被认为是希腊、印度、伊朗与中国文明的交汇点，龟兹与敦煌的情况大致相同。南朝梁萧景墓石柱碑，顶部为柱头，浮雕的莲花纹圆盖具有印度风格，盖上立一辟邪；中为圆形柱身，表面刻弧形凹槽，为希腊风格；柱身上端有长方形额，用汉文铭刻纪年、官职封号、姓氏，额下为神兽浮雕，下有一圈绳辫形围带，一圈双龙交首围带；柱础的上层刻一对有翼虎形神兽，明显受波斯风格影响；底层为一方石，四面皆有浮雕神兽。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四种文化汇聚此石柱碑(图19—3)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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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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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马葡萄镜  葡萄最初写作蒲陶，是汉代从西域传人的植物品种。当时一般以其果实鲜食，后又用以酿酒，并常用为器物的纹饰图案。葡萄在西方人工栽培和酿酒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四千年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并由此传播到希腊和意大利，罗马人或希腊人又把它移植到高卢(今法国)和莱茵河两岸。汉时，西域诸国大都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葡萄之名也就有可能出自属于伊朗语族的大宛语。

    葡萄从西域传人后，汉人用它作为一种新颖的装饰题材，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葡萄锦，考古发现也有东汉时期以葡萄为纹饰的丝织品和毛织品。更有铜铸的海马葡萄镜或称瑞兽葡萄镜，一向都被古今中外鉴赏家们视为工艺珍品。镜中心为兽钮或圆钮，内轮主要有各种瑞兽，多姿多态活跃其间，外轮或间有飞禽、蜂蝶等，两轮空间都环绕着结枝葡萄，果实累累，枝蔓转曲。从图案内容来看，具有浓厚的西域艺术风格；但构图饱满，线条繁复而通畅，又表现出中国传统的装饰情趣。一镜之上中西艺术融会无间(图19一4)①。

    萨珊银币及东罗马金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中亚、西亚的往来频繁，在物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以及阿拉伯金币也传人我国。萨珊王朝是继安息王朝之后的又一王朝，其中心即在今伊朗高原，其起讫年代为226—641年。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盛时疆域包括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外高加索的一部分。它就是魏晋时期中国人向西可以接触到的最远的大国。中国史籍中的“拂菻”实指东罗马帝国，其起讫年代为395～14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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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迄今为止，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出土了1200枚以上，数量之多、地域之广，令人惊叹。从分布地域上看，从西北地区到东南沿海均有出土。从银币上打压的萨珊国王的名字看，该王朝的12位国王制作的银币都曾传到中国。东罗马金币及其阿拉伯仿制品也传到了中国。西安还曾出土过阿拉伯金币，其两面都有阿拉伯语的铭文，制作年代在702～747年间。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的出土，对于研究中西交通路线和中西贸易状况以及中西民俗交流都具有很大意义。据有的学者研究，萨珊银币也有被用做收藏品、随葬品、装饰品和“功德”物件等①。

    西方玻璃器的流传  中国古代很早就能烧造玻璃。从出土情况看，前11世纪西周早期墓葬中就有玻璃管、玻璃珠。惟中国古玻璃从成分上有别于西方的玻璃。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就有身毒(印度)进贡白光玻璃器皿；汉武帝亦曾把“与冰相洁”的玉晶盘(玻璃盘)赐给臣下。其后，外国使者、商人把埃及、拜占庭、伊朗等地所产玻璃器作为珍品输入中国的记载，史不绝书。在东罗马帝国时期，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玻璃制造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流人中国的玻璃多数也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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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鼐：《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0年第8期；《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在考古发掘及传世文物中，西方玻璃器皿也较多，它们广泛见于新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甚至在东北的辽河流域也有出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的一部分蜻蜓眼式的玻璃珠，很有可能就是从中亚、西亚传人我国的。在辽宁北票市的冯素弗墓(451年)出土了5件玻璃器，其中的鸭形器最具代表性。这种鸭形器与5世纪地中海地区流行的一种鸟形玻璃器极为相似，是典型的罗马玻璃①。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上，作透明状的碗、杯、盘、钵、瓶的绘图，数量几近百件，其时代自隋经唐历五代到西夏，无代不有。据分析，所画的这些玻璃器皿或是拜占庭式，或是萨珊波斯式，或为伊斯兰式。西方玻璃器皿在敦煌壁画上的大量出现，是与当时社会流行趋势相一致的。所以有学者提出，中西陆上交通之道“不仅是丝绸之路，而且也是玻璃之路”。

波斯锦  从五六世纪起，波斯已出现丝织业。在其织物中，波斯锦最为著名。波斯锦进人中国的最早记载是梁朝普通元年(520年)，此后文献上屡有载录。波斯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织造技术上采用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二是其花纹图案独具风格，一般认为最为典型的是联珠动物纹。在吐鲁番等地陆续出土了大量联珠纹织锦，其时代被断定在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联珠纹中的动物主体有狮、象、鸭、鹰、天马、羚羊、骆驼和野猪等(图19--5)。据研究，这类联珠纹锦既有外来产品，也有中原本地织造的。当时，中原所产的联珠纹织锦远销至葱岭东西，同时也在中原地区流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隋代“胡王”联珠牵驼纹织锦尤其具有代表意义，汉字“胡王”、萨珊波斯风格的联珠纹饰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沙漠之舟合在一起，具体地表现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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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伯达：《中国古代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概述》，载《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o，《金银玻璃珐琅器》，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在出土的波斯锦上，还可以看到更深层的精神文化上的交流。波斯锦图案中的动物主题中，至少狮、马和野猪直接与祆教有关。袄教除以火代表火神外，还以狮代表信约之神，以马代表勇气之神，以野猪代表胜利之神。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织锦上也有野猪的图案。这并非是偶然，因为从四五世纪起，袄教已在高昌地区流行，而波斯锦上这种纹饰主体正是与萨珊波斯的国教一一袄教联系在一起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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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冈崎敬：《(增补)东西交涉的考古学》，(日本)平繁社1980年版。

有翼天使和敦煌飞天  在新疆若羌县米兰镇出土的极具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米兰佛寺壁画，为4世纪鄯善国时期的佛教遗迹，保存较好的壁画有释迦牟尼与6弟子像，具有浓郁的希腊艺术风格。尤其是“有翼天使”画，共出土7幅，画面上呈现的是长有双翼的青少年男子形象(图19--6)。据研究，他们都是佛教中的香神，也就是音乐之神。在印度本土，他们身上没有翅膀。米兰有翼天使的形象显然是从希腊罗马艺术中的天使嫁接而来，可以说就是希腊神话中爱神的翻版①。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壁画上也有香神，已大量表现为身披飘带、给人以飘飞感的男女人体，形成我们中国人所称的“飞天”。飞天已没有翅膀，但飘带的两端常呈尖翅形。壁画中还有带翅膀的虚空夜叉。而在克孜尔出土的舍利盒上仍见有翼天使。由此可以推断飞天的形象正是从有翼天使演化来的，这种演化既遵循了印度佛教的原意，又从中国道教羽人形象中得到了启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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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梅村：《西域文明》，图版6，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宿白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6·新疆石窟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形象显然又是克孜尔飞天的发展和完善。他们的形象更加自然飘逸，成为敦煌壁画中最具生气的组成部分。敦煌壁画中已罕见飞天作为夫妇乐神的形象出现，而多表现为神化了的中性人物。到了隋唐时期，所画飞天已完全女性化。至此，飞天的形象已完全中国化了①。

    (3)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活跃

    与前代相比，唐代的中西交通有三个特点：

    一、陆上丝绸之路沿袭前代，但支线众多，更加发达。绿洲之路随着安西四镇的设置而一度空前畅通。在这条路线遭到吐蕃阻隔的情况下，草原之路又显得十分重要。

    二、641年文成公主人藏，汉藏关系加强以后，中印藏道得到开辟，唐朝使臣王玄策出使印度走的就是这条陆道。可惜好景不长，大约在7世纪后期，这条道路已基本关闭。后来，唐人又开辟了经由南诏(中心在云南大理)到达缅甸的通道。三、唐代的海上交通远胜前代。从8世纪下半叶起到9世纪70年代的百余年间，由于唐、室利佛逝(今东南亚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和阿拉伯势力的强盛，东西海上交通得到空前发展。中国海船西行可越过印度次大陆南端的科摩林角，直至波斯湾、红海，陶瓷之路得到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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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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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瑙兽首杯  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了一件玛瑙兽首杯，为国内仅见之孤品。此杯长15．5厘米，高6．5厘米，用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制作。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头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像牛，兽首的口鼻部装有笼嘴状的金帽，能够卸下，内部有流，杯里的酒可自流中泄出。此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晶莹瑰丽，熠熠生辉，是一件极其罕见的古文物(图19---7)①。从轮廓上看，这种弧形的酒杯颇似兽角，故亦称角杯。这类角杯起源于西方，希腊人称之为“来通”，因为它像一只漏斗，可用于注神酒。当时相信来通酒杯是圣物，用它注酒可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则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传到亚洲以后，来通广泛流行于自美索不达米亚至外阿姆河地带的广大区域中，甚至进入中国。我国境内时代最早的来通发现于新疆和田约特干遗址，其时代约在3—4世纪，其造型显然是由萨珊波斯经中亚传来的。陶质器身雕塑出长须人像，下部为牛首形其顶端有泄水孑乙(图19—8)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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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②  新疆文物局等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

来通在内地出现的时间不晚于6世纪，其质地、风格已极具中国化，是用瓷器制成。用来通饮酒，饮者须仰承自上方下注之酒，这种方式与中国传统用杯饮酒的习惯迥异。所以在唐代以后逐渐向杯形器转化。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玛瑙兽首杯，其造型仿自中亚，制作年代约为8世纪前期；从风格上看，它应出自唐朝工匠之手，是在东西方古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重要文物①。

    莫谢瓦亚·巴勒卡墓地莫谢瓦亚。巴勒卡墓地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山区库班河上游。该墓地出土有许多丝织品，同时在附近的墓地也出土丝织品残片多件。据研究，这些丝织品的年代属于八九世纪，大部分产于中亚各国，小部分产于中国和拜占庭。在大量出土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联珠纹怪兽纹样的锦袍、中国绢画和汉文文书。锦袍汇聚了四种丝织文化：用料是伊朗萨珊王朝以后(651年以后)的波斯锦，内衬沿边缝有兰花纹样的中亚昭武九姓丝绸，领口前方镶以小块直角形拜占庭丝料，而袍带和饰纽则用黑底浅花纹的中国羽纱做成②。中国绢画上画有山间骑士。汉文文书残卷上存有草体墨书，这是迄今发现的西传最远的汉文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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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②  冈崎敬：《(增补)东西交涉的考古学》，(日本)平繁社1980年版。

    上述墓地属于北高加索阿兰文化。对于阿兰，张骞通西域时已有所知，始记作“奄蔡”，后又记做阿兰、阿思和阿速等。在西突厥强盛时，掌握东西方丝绸贸易的粟特商人，为了避开伊朗萨珊王朝在西亚的贸易控制，往往从撒马尔罕或布哈拉向西北行，进至里海以北，再西进至北高加索以及里海港口。这本是欧亚草原之路与沙漠中绿洲之间的一条南北通道。莫谢瓦亚·巴勒卡墓葬遗物表明，在八九世纪时，这一通道在东西文化沟通中仍起着显著的作用①。

    陶瓷之路和唐三彩  从8世纪中叶起，中西交通贸易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中国原来外销的主要产品是丝绸，而在此之后，除丝绸外，陶瓷制品所占比重也逐渐加强；二是经由南海至西亚、非洲的海路发展起来，逐渐取代经由中亚沙漠绿洲的陆上丝绸之路而进居首位。基于这种变化，一些学者将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海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又有学者根据海道有大量外销陶瓷的特点，称其为“陶瓷之路”。当然，也有数量巨大的陶瓷制品经由陆路传播到了朝鲜半岛、蒙古高原、中亚和西亚等地，这已为众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但唐三彩的传播却是个例外，那些在伊朗、埃及等地发现的唐三彩都是经由海路运过去的，因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如河西走廊、新疆地区均未发现唐三彩的踪迹。

中国陶瓷大量外销和中西贸易通道的变化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一方面，自唐代以后，中国制瓷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南方经济的发展为陶瓷大量远销海外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发达的造船业亦可为远洋贸易提供数量可观、质量坚固的海舶，所建造的大海舶可长达20丈。唐人的航海技术也大有进步，特别是对季风的熟练利用，使中国海舶能够借助风势在印度洋水域航行得更远。而海运陶瓷制品显然比走陆路更为安全、便捷，载运量又大，于是“陶瓷之路”应运而生。当然，也由于从8世纪中叶起陆上丝绸之路长期遭到遮隔，使西方的商人逐渐冷淡陆路而选择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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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经由陶瓷之路，中国的陶瓷远销海外，其中以越窑青瓷数量居多，它们深受欧亚非各国人们的喜爱。根据考古发现，朝鲜、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以及北非的埃及、东非的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都有唐五代瓷器碎片出土。至于宋元明清各代的瓷器遗物发现的就更加丰富，而且散布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闪烁着光辉的中国文物在诉说着中华帝国昔日的历史。

    祆教、景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中国文明在整个历史时期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外来宗教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除佛教、伊斯兰教传承下来外，其余的如袄教、摩尼教、景教、犹太教等都消融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些宗教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和在中国历史上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袄教又称拜火教、火教、火祆教，它为前6世纪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所创，因而又名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洁净、创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恶浊、不净、破坏、死亡是恶端。善端的最高神称做阿胡拉。玛兹达，即智慧或主宰之神；恶端的最高神是安格拉。曼纽，即凶神。祆教认为世界上善与恶一直斗争着，最终的结局将是善战胜恶；人类在这场斗争中，有权选择自己的立场，即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也可以说是袄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宣扬天定或前世的一个地方。祆教奉做斯古经》(即《阿维斯塔》)为经典，认为火是光明、善的代表，是玛兹达的象征，教徒必须崇拜火、崇拜天上表示光明的日月星辰。因其拜火，我国称之为拜火教；因其拜天，又称之为“胡天”。

    祆教至少在三国之初，就因来自西域的佛教徒的介绍而为我国所知。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由西域的高昌经河西走廊传至北方，再由北方传至江南，至唐代发展到鼎盛阶段。2000年在西安市北郊发现了一座罕见的北周大型墓葬。墓主人安伽，祖籍中亚的安国，粟特人，生前任北周的“同州萨保”。同州即今陕西大荔。萨保是官名，为梵语音译，其本义是商队队长。萨保的主要职掌是管理波斯商人和主持祆教祭祀。安伽墓是首次发现的萨保墓，与祆教直接有关，墓内的石雕图案具有典型的祆教特征，是研究祆教的珍贵资料①。袄教流行时期，不仅繁荣了唐代宗教、文学、美术和音乐等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影响到农民起义。如唐永徽(650～655年)初年在浙江西部爆发的陈硕真起义，就是以祆教为号召发动起来的。

    唐武宗会昌(840～845年)灭佛，祆教徒也被迫还俗，但后来又得到恢复。时至北宋末年，开封城北仍有祆祠，而且有祠祝主持其事。

古代中国称基督教为“景教”。实际上，该名是对基督教东方教会聂斯托利派的称谓。该派于5世纪形成于东罗马帝国，431年被斥为异端，聂斯托利及其追随者被驱逐出境，流亡波斯等地。在波斯得到波斯国王的支持，遂成立教会，致力于向东方传教。因此，中国史籍又称景教为“大秦教”或“波斯教”。7世纪时，聂斯托利派在中亚和中国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它在传人中国后不久自称景教。据称，景教之“景”，即取耶稣基督“世界之光”之义。在唐武宗灭佛之前，景教在中原地区有很大发展，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该教当时流行的一个极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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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

    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有“四大石碑”最富盛名。它们是：埃及的罗塞塔线形文希腊文双语石碑，西亚死海东岸摩押的希伯来文碑刻，中美洲阿兹台克文化的授时碑及中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无论是保存状况还是学术价值，景教碑都是无可比拟的，因而拥有“众碑之魁”的美称①。这方世界上著名的石碑约在明朝天启年间出土于陕西周至县。碑体为黑色石灰岩，高2．8米，宽o．85米，重达2吨。此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碑文用汉文和叙利亚文合刻，碑额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上正中刻有一“十”字。景教碑的问世首次揭示了基督教在唐朝传播近150年不见经传的历史，震惊了国际学术界和宗教界。此碑出土后立即受到当时耶稣会教士的重视，将碑文译成了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和英文等。

    该碑不仅是古代世界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碑文介绍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和传人中原后承蒙唐太宗之后六位皇帝的厚爱，在唐朝传教近150年的历史和建碑年月、碑文作者及景教教徒名单。碑文除引经据典吸收了大量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外，还借用众多佛教梵文术语，反映了印度人的思想智慧。此外，西亚的叙利亚文、波斯文词汇也融人其中，其内容更是体现西亚、欧洲基督教文化的精华。所以，景教碑被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丰碑。

    犹太教向欧洲发展的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记载，但向东方各国，尤其是向中国流传的情况却不十分清楚。20世纪初叶以来，中亚及毗邻地区一系列考古发现，尤其是敦煌文书的问世，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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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敦煌文书中有一份用希伯来文写的忏悔祈祷文，内容大都摘自《旧约·圣歌》。这就从实物证明，犹太教在8世纪左右流行于敦煌。中国西部地区另一件犹太遗物是在新疆和田地区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这是一封用希伯来文写的波斯语书信，其年代约在718年左右。10世纪中叶阿拉伯诗人米撒儿曾访问过于阗，并在他的名著《出使记》中介绍于阗六城之一的坎城说：“城内有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火祆教徒及佛教徒。”由此可知，迟至10世纪中叶，仍有犹太人在于阗生活。犹太人进人中国内地定居下来且留下显著踪迹的，当属宋代人华的开封犹太人。人元以后，记载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还有北京、杭州、宁波、南京、扬州、泉州和宁夏等地。

    根据在开封发现的犹太教《重建清真寺记》等碑记，进入开封的犹太人可能不止一批，但主要的一批是从中亚地区迁徙而来的。进入时代当在北宋。他们的宗教自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另一译法)、古教、回回古教、天教、天竺教，也被称为挑筋教、教经教、犹太教等。在开封定居的犹太人严格遵守犹太教的教律，但也吸收了中国文化(如尊孔祭祖)，特别是采用了汉姓。他们中间原来多是商人、工匠，明末清初已出现贡士、进士。直到19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掌教”去世，其寺院毁坏殆尽，才逐渐与回族、汉族相融合。而他们留存的文物与文献则一直受到宗教界和学术界的注目。其中的希伯来文经卷写在羊皮之上，其内容与西方流传的古本经卷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史籍称阿拉伯为“大食”。这是古代波斯、粟特和于阗等伊朗语系民族对阿拉伯人的称谓。早在穆罕默德(570—632年)时代，阿拉伯人即知东方有个中国。这位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曾有圣训曰：“即便学问远在中国，也当往而求之。”不过，最早到达中国的阿拉伯人不是传教士而是商人。大食与中国之间的交往最初是由民间贸易开始的。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后，迅速向四周扩张，从唐高宗时期开始与中国交往。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阿拉伯文物属于这个时期。唐代最重要的大食文物发现于陕西扶风法门寺。1987年，法门寺地宫宝藏埋没1000多年后再现人世，共发现金银器、琉璃器、丝织品和瓷器400余件。其中的枫叶纹直口琉璃碟、枫叶团花纹翻口沿蓝琉璃盘、贴花盘口黄琉璃瓶等，均是具有鲜明西亚风格的玻璃器皿。这些玻璃制品一改萨珊波斯和拜占庭以人物和动物为主题的艺术传统，代之以简洁的植物花纹和几何形图案，反映了伊斯兰教文化不崇拜偶像的文化特征。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发展，大批阿拉伯商人涌人广州、泉州和扬州等港口城市。唐朝政府在上述阿拉伯人聚集地设立“蕃坊”，任命官吏进行管理。大食商人苏来曼在851年写的一部《印度和中国见闻录》对唐代广州的蕃坊有详细的介绍。他说：“各地回教商贾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周必有数日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训诫”。这是伊斯兰教流行中国的最早纪录。但他又补充说：“中国、印度至是时，仍无一人信回教。”目前考古界仍未发现中国沿海城市唐代的伊斯兰文物。中国境内最早的清真寺是福建泉州的圣友寺。据寺内阿拉伯文碑刻，该寺始建于回历400年(公元1009～1010年)，相当于北宋大中祥符初年。发现最早的伊斯兰文物是1965年在泉州市郊出土的回历567年(公元1171年，南宋乾道七年)亚美尼亚人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墓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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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梅村：《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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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北方东方密切的文化交流

    (1)北方蒙古高原地区

    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青铜时代和早铁器时代的年代，大致为前第二千年中叶至前第一千年后半叶。在该国境内曾采集到大批属于青铜时代发达期的遗物，如兽首曲柄短剑、兽首刀、有銎斧等。其中短剑和刀的柄首往往为鹿、马及野绵羊的形象，这与中国商周之际的部分青铜器的风格是一致的。如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龙首曲茎折背刀，就属于内蒙古鄂尔多斯文化的典型器物。同类短剑在蒙古国南戈壁省、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赤塔地区和布利亚特托克利湖畔均有发现①。

    早期铁器时代以石板墓为典型遗存。随葬品以常见于中国北方的陶鬲和柄部饰有动物纹的铜刀为典型。结合贝加尔湖地区的发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早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已同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中原的丝织品、铜器、陶鬲传向北方；北方的马匹、马车及驯马术传人中原，这些交流虽不一定都是在和平的状态下进行的，但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彼此文化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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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战国至汉代，蒙古高原是匈奴民族的大本营。匈奴铁骑在向四周扩张的同时，也将中原文明及西方文明的文化因素吸收进来，使之成为自身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蒙古国发现有匈奴城址和墓葬。古城均呈方形，四面围以土墙，南北或四面设栅门。这些城址表明匈奴人在一定程度上过着定居生活，农业起辅助作用。匈奴墓葬年代约为前2世纪至1世纪。出土遗物有丝织品、毡毯、漆器、金银器、铜器、玉器及陶器等。除了典型的匈奴用具包括铜鍑、车马具、木桌、动物纹饰牌外，中原文物种类繁多，有铜灯、铜壶、花草纹铜镜，织有“新神灵广成寿万年”、“仙境”、“皇”等汉字的织锦，有“建平五年蜀郡西工造”汉字铭文的漆耳杯，玉器、“五铢”钱、卷云纹瓦当和陶器等汉代遗物，表明汉文化对匈奴文化有深刻影响。墓中还出土来自安息(今伊朗)、大夏(今阿富汗)和小亚细亚地区的毛织品。这些来自中原及中亚、西亚的文物，为研究匈奴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及汉匈关系、东西交通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到了唐代，突厥民族崛起于蒙古高原，其疆域西至中亚、小亚细亚。在同中原地区及西亚、欧洲的交往中，也大量吸收了这些文明的因素。如突厥人本无文字，最早借用了中亚粟特人的文字，在蒙古国布古特出土的、约在577～580年建立的突厥可汗记功碑，就是用粟特文和汉文刻成的。约从6世纪开始，突厥人借用西亚的阿拉美文并结合本民族的一些传统符号，创立了突厥文。从7～10世纪，突厥文曾在很广阔的地域内得到使用，包括突厥汗国、回鹘汗国、高昌回鹘王国以及黠戛斯人和骨利干人(生活在贝加尔湖地区)。现存的突厥文资料主要是碑铭，著名的有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两碑于王889年在蒙古和硕柴达木湖附近彼此相距1公里处发现。

    阙特勤是突厥第二汗国可汗的次子。他拥立其兄继可汗位，即苾伽可汗。阙特勤“骁武善战，所向无前”，在政治上军事上佐助苾伽可汗，功勋卓著。阙特勤死后，苾伽可汗及唐玄宗为他建立庄严碑碣，以资纪念。阙特勤碑形制高大，镌刻精美。碑碣全形与当时中国的纪念碑完全一致，雕刻均出自中国工匠之手。碑分为汉文和突厥文两部分，汉文部分，上题“故阙特勤之碑”楷书大字，全碑正文为唐玄宗所撰，突厥文部分全碑共有71行。

    苾伽可汗，名默棘连，为阙特勤之兄。他被阙特勤拥立后，称之为芯伽可汗。734年秋，被大臣毒死，其嗣子伊然可汗与唐玄宗也为他建立碑碣，这就是“苾伽可汗碑”。苾伽可汗碑的形制与阙特勤碑完全相同，其汉文部分为唐朝宗正卿李融撰。

    据研究，两碑的内容主要记述了突厥第二汗国的创建者及其子苾伽可汗、阙特勤的生平事迹和武功，也叙述了这一时期突厥和唐朝及其他民族的关系。

    自此两碑发现至20世纪70年代，先后发现的重要突厥文碑碣共有11座之多。这些碑铭的发现对于突厥与回鹘文字的渊源和创制，对于古突厥文的释读，提供了基础性资料；就这些碑铭所做的辨认和研究，使人们增加了对突厥史、回鹘史以及中西关系史的了解①。

    (2)阿尔泰地区

    阿尔泰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欧亚游牧骑马民族的故乡。由于阿尔泰山脉地处欧亚草原的东端，从青铜时代开始，就成为中原文明与西方文明及南西伯利亚古代文明相互沟通的中介地带。从前5世纪开始，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时期，这种交往更加密切，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那些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物常常不受损伤地保存至今，使我们得以更加全面具体地感知到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存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路线(或称“先丝绸之路”)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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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向前：《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载《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阿尔泰最具代表性的是前4～前2世纪的巴泽雷克古墓群，这些古墓均为石堆墓，墓室大都位于地表以下3—8米处，有用原木构造的小屋式墓室。由于年平均气温很低，冬季漫长而寒冷，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再加上石堆墓本身的构造，古墓建成后，墓室便呈永久性的冻结状态。其结果，一般条件下难以保存的木器、丝毛织品、皮革制品甚至人和动物的体肤，大都完好无损地被保存下来。巴泽雷克古墓出土文物的品种、数量都非常丰富，除了本地文化特色的遗物外，还有许多来自中原、中亚、伊朗及小亚地区的各类遗物①。在这里，我们仅介绍那些与东西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文物。

    在巴泽雷克5号墓中出土了一块波斯绒毯壁挂(189×200厘米)，这是当今世界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波斯毛毯。毛毯的正面织着交替地表现坐着的女神和马上骑士的图案。②代表中原文明的遗物有绢质的安褥垫，其上的刺绣图案是凤凰栖息在树上或飞翔于树间。在6号墓中出土了半面战国时期的山字纹镜，在阿尔泰山西麓的一座墓葬里也发现了一面与之完全相同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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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②  冈崎敬：《(增补)东西交涉的考古学》，(日本)平繁社1980年版。

此后重要的考古遗迹有阿巴坎汉式宫殿遗址，位于俄罗斯哈卡斯自治州首府阿巴坎市南郊，建造时代约当公元前后。宫殿为典型的汉代四阿式重檐建筑，总面积约860平方米。中央的方形大殿面积约240平方米，周围环绕19间较小的房屋，屋顶用板瓦及筒瓦覆盖，房檐的圆形瓦当上有反印的汉隶八分体“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吉语。宫殿内出土有绿玉小瓶、红色珊瑚珠、兽面青铜铺首等汉代遗物。还发现环首铁刀、穿孔铁斧和青铜带扣等南西伯利亚早期铁器时代典型的塔施提克文化的遗物(年代为前1~5世纪，该文化的主人被认为是丁零人和坚昆人的混合)。据汉文史料记载，公元前后这一地区为匈奴人活动区域。有学者推测此宫是前99年李陵降匈奴后的宅邸，还有学者论证其可能是王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的居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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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

    到了魏晋～隋唐时期，阿尔泰山北部叶尼塞河流域的米努辛斯克盆地成为黠戛斯人的活动中心。这一时期该地区同中国的联系更加密切，曾出土许多中国式犁铧，部分犁铧上有汉字铭文，说明中国的犁耕技术对遥远的南西伯利亚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反过来，黠戛斯铁匠制作的铁兵器由于极其锋利，可以刺穿犀牛皮而被收藏在唐代中国的武库中。

    (3)贝加尔湖地区

贝加尔湖在我国史书上通常称之为“北海”，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罚其在北海牧羊，便是在贝加尔湖畔。其实，中原地区同贝加尔湖地区的交往早在汉代以前。在外贝加尔地区森林草原地带的青铜时代至早铁器时代流行一种带鹿石的石板墓，其时代约为前2000年下半叶至前2世纪。墓中随葬青铜器、金银器、玉石珠子、贝、骨器、陶器等。墓中的人骨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对其族属有古突厥、古蒙古、古匈奴等不同见解。青铜器的形制、纹饰以及鹿石上的图形，表现出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塔加尔文化及中国内蒙古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至早铁器时代文化有多方面的共性。墓中出土的陶鬲，是中原文化所独有的陶器类型，反映了早在商周时期，这里已经同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有着很密切的文化联系。远在中原以北数千公里的贝加尔湖地区出土了陶鬲，足以说明两地之间文化交往的紧密程度。到了汉代，在贝加尔湖南边的古墓中还出土了汉锦。

    (4)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的青铜时代和早铁器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前10世纪至公元前后。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与周围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在朝鲜北部各地，曾发现中国战国时代燕国的货币一一明刀钱，并有战国式的青铜兵器和铁器等与之共存。到了朝鲜三国时代，即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并存的时代(313～668年)，佛教从中国传到朝鲜，与此同时，中原的文化也传人朝鲜半岛。如高句丽墓葬中有些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以表示方向；新罗国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鼎、镳斗和漆器来自中国，青铜壶杅是高句丽的制品，玻璃杯则可能来自西亚，反映了新罗与其他地区的交往。

    新罗灭百济、高句丽后，以今庆尚北道的庆州为都城，开始了朝鲜半岛统一时代。庆州城的规划以宫城月城为中心，采取纵横交错如棋盘状的条坊制，有的地方还残存着里坊的围墙。这种整齐的规划制度，同中国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和日本平城京遗址颇为相似，城内出土的莲纹瓦当也和唐朝的相差无几，说明新罗王朝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①。

    (5)日本列岛

    日本列岛的稻作文化、骑马文明均来自东亚大陆。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同大陆的交往更加频繁。魏晋时期，日本列岛上诸国之一的“倭国”就曾遣使人贡。隋唐时期更是频繁地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进行交往。日本民族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对于中华文明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语言文字、生产技术以及各种物产全面吸收，使古代的日本成为当时汉文化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中日交往的文物古迹在日本列岛出土很多。初创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为三角缘神兽镜、“汉委奴国王”金印；隋唐时期有平城京、正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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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古坟时代前期在古坟中出土的一种铜镜，其缘部隆起甚高，断面呈三角形，镜背花纹是东王公、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形，三角缘神兽镜即以此而得名。镜上的铭文有两种，一种是在若干方格内重复地置“天王日月”四字；另一种文句较长，如“吾作明镜，幽炼三刚，铜出徐州，师出洛阳……”等。从形制、花纹和铭文等看，三角缘神兽镜具有中国镜的基本特征，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由中国输入的，制作年代约在汉末、魏晋之际，个别的镜在铭文中还有魏的纪年。对这些铜镜，部分学者认为是当时中国魏国的统治者赠送给日本邪(音雅)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及其继承者的；部分学者则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具有中国三国时代吴镜的因素，应为东渡的吴国工匠在日本所作。目前，三角缘神兽镜作为中国同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国名国家交往的产物，不仅为日本考古学界所重视，而且在日本古代史研究方面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汉委奴国王金印是中国东汉光武帝赠送给日本“委奴国王”的金印。1784年出土于日本福冈县，现藏福冈市美术馆。此印可同中国史书记载相应证，对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古代中日两国关系史有极大意义。该印印面正方形，印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重108克。印文“汉委奴國王”五字，隶书，阴刻。中国汉代称日本为“倭”，印文中的“委”字为“倭”字的简略。据考证，奴国在今九州北部福冈县境内。史料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可见该印即为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国王之印。

    到了奈良时代，日本采取了全面吸收唐代中国文明的方针，从法律制度到建筑形制都留有这种印迹。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都城平城京的形制布局。平城京东西约5．9公里，南北约4．8公里，形制主要仿唐长安城，同时也受洛阳城的影响。全城平面呈长方形，宫城在北部中央。朱雀大路纵贯南北，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半，分别称左京和右京，两京各有许多东西向和南北向大路交叉划分为南北9条，东西4坊。和日本历代都城一样，平城京周围不设城墙。南面正中设象征性的罗城门，是都城的正门。和唐长安城一样，平城京内也设有东市西市作为国家级的交易场所。在东市附近发现了大量日本产的陶器和中国产的青瓷器，反映了当时日本对中国青瓷巨大的需求量。

    正仓院是日本奈良时代的仓库。今在奈良市东大寺大佛殿的西北面。原为奈良时代东大寺的正仓所在之院，故名。正仓，又称正藏，是当时佛寺用以储藏各地作为租税缴纳的财物及信徒们的捐献品之处。东大寺正仓院是同时代正仓院中仅存的一座，它之所以受到重视，是由于收藏着奈良时代圣武天皇的遗物和其他重要遗物。正仓院所藏文物年代明确，其中还有许多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所制，对研究当时日本、中国和亚洲各地的历史、文化具有重大价值。

    总起来看，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双向性，而不是单相传播。这种双向的交流，即中华文明的外传与异域文明的内徙，丰富和发展了双方的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积极因素。

    第二，中华文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表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接受外来文明和传播中华文明往往都是通过贸易或僧侣等和平进行的，这和早期基督教、早期伊斯兰教一度曾用“剑与火”来传播各自的文明截然不同。同时，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的优越性顽强地延续不断，亦从未为外来文明所征服。

    第三，就中华民族主流意识而言，无论是对中华文明的传出，还是对异质文明的导人，一般未见有强烈的保守和排外倾向。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中华文明在不断吸收和消化异质文明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正是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四，中国历代王朝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力国势和国内社会矛盾状况，对外交往的国际背景，以及最高统治集团(往往以君主为代表)的文化心理状态。对外政策的开放程度往往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程度成正比。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对外政策是保守的、闭关锁国的，这就在某些时期限制了中华文明的充实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