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广西古代玻璃研究成果

　　广西古玻璃研究起步比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对广西出土的古玻璃进行观察和研究，最早谈到广西古玻璃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干福熹教授，他在1978年《硅酸盐学报》第6卷第1、2期发表的《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中说“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出土的琉璃珠，与先秦玻璃饰物十分相似，就不能因其通西域之陆海要道上而说是由西方传来的”，而在其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几点看法》中认为，“广西合浦和贵县地区以及广东南越王墓出土属西、东汉的玻璃珠和器，已经有不少属铅钡硅酸盐玻璃系统，说明中原的有中国特色的玻璃制品和技术已进入我国南方”。

　　中国建材研究院史美光先生对广西古玻璃进行分析研究后发表文章《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1986年《硅酸盐学报》第14卷第3期)中指出，“广西、广东一带出土的K：O-Si02玻璃，其成份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出土的钠钙玻璃有很大差别，而且钾玻璃中MgO含量低，也是中国出土钾玻璃具有的一个特点”。对广西古玻璃比较系统研究的有本文作者于1987年在《广西文物》第1期发表的《广西古代玻璃制品之研究》，1988年又在《考古》第3期发表《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至今本文作者对广西古玻璃研究已发表10篇论文，其中有4篇已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等国发表。

　　中国科技大学王新俊教授等人发表的《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中认为，可以明显地看出广西玻璃与典型的埃及和东地中海国家出土的早期玻璃或玻璃质材料有不同的分布区域，证实了广西合浦堂排的玻璃是由中国本土的矿料制成的。排除了从国外输入的可能。成为了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战国时中国古人就制造出世界最早的铅钡玻璃以来又一种是中国地方特色的早期玻璃。这些研究成果，确实来之不易，对广西古玻璃研究乃至中国古玻璃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广西都发现了哪些玻璃呢?许多文章都作了详细的介绍。这里只能简单地略述。

　　到目前为止，广西已发现大量古玻璃，其中汉代玻璃有装饰品和玻璃器皿，有南朝玻璃珠5件、隋唐高足玻璃杯1件、宋代玻璃珠3件。现介绍如下：

　　(1)汉代玻璃装饰品和礼制品
　　1)玻璃珠。据不完全统计有13347颗，以圆算珠形珠为主，其次为渔网坠形、椭圆形、菱形、橄榄形、扁扣形、足球形等，颜色以蓝色为主，另外还有青、淡青、绿、湖水蓝、白、月白、砖红、紫褐等色。半透明居多，不透明较少。穿孔。经化学成分分析结果，都属于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2)玻璃管。圆柱长条形，中穿孔。蓝色。经化学成分分析，都是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3)玻璃鼻塞。10件。蓝色，呈钉帽状，不透明。经对罗泊湾汉墓出土的1件绿色、半透明的鼻塞进行分析，含氧化铅高达34．4％、氧化钡17．4％，属于我国自制的氧化铅-氧化钡-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4)玻璃耳珰。24件。蓝色，淡绿色，半透明。经对贵县北郊第7号东汉墓出土的 1件蓝色耳珰进行测试，含氧化钾13．6％、氧化镁0．46％，属于高钾低镁玻璃。对昭平县北陀公社乐群大队第5号东汉墓出土的墨绿色耳珰进行分析，含氧化铅22，28％、氧化钡 8．28％，属于中国早期自制的氧化铅-氧化钡-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5)玻璃环。蓝色，半透明。经化学成分分析，含有氧化钾17．6％，属于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6)玻璃龟形器饰。青绿色，半透明。经对化学成分分析，含氧化钾16．9％，属于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7)玻璃璧。2件。蓝色，正面饰方格纹，背面素面无纹。其中合浦望牛岭第2号西汉墓出土的玻璃璧，直径13厘米，好径3．7厘米，厚0．4厘米，重190克，经密度测定为铅玻璃。

　　(2)汉代玻璃器皿
　　1)玻璃杯。12件。分别于贵港和合浦两地汉墓出土，有高足托盏玻璃杯、高脚杯、圜底杯三种。透明或半透明，有吹制玻璃和模铸玻璃。经化学成分分析，其中6件是高钾低镁玻璃，另有1件为钾钙玻璃。

　　2)玻璃盘。2件。天蓝色，半透明。经对贵港汽车路第5号东汉出土的玻璃盘进行测试，含氧化钾16．8％、二氧化硅77．7％，属于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3)隋唐高足玻璃杯
　　1件。绿色，吹制。口径6．3厘米，足径3．2厘米，高8．5厘米。经能谱分析，含氧化铅62．1％，属于高铅玻璃系统。

　　对于广西古玻璃的研究，科学测试分析方法是我们认定玻璃来源的最好方法，因此，我们先后选择样品送到中国建材研究院、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有关单位进行测试，先后采用X射线荧光定性分析法、能谱分析法、密度测定法、X射线衍射分析法、原子吸收法、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同位素质谱分析法、X射线荧光光谱等多种形式的分析法。在已分析的29个样品中，玻璃器皿已抽10个样品，占玻璃器皿总发现量(15件)的66．66％，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同时，发现所有汉代玻璃器皿都是高钾低镁玻璃，这种结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个别样品还反复运用多种仪器测试校对。如中国科技大学王新俊教授等人的测试方法，都是经过反复的测试校对，而最后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经过科学的测试，广西目前有四种不同化学成分的玻璃系统。
　　1)氧化铅-氧化钡-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2)氧化铅-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3)氧化钾-氧化钙-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4)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广西贵县鱼种厂出土

　　以上这四种不同的玻璃系统，第一种可以说是已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早期自制的玻璃系统，第二种玻璃在国内外都有。史美光先生指出“铅玻璃在我国不但出土数量多，分布地域广，而且有多种形式的成分系统，而在西方古代玻璃中，铅玻璃出现较晚，出土数量也很少且零散”，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布列尔教授也撰文认为“这三种氧化铅含量很高的玻璃，其铅含量比前一时期高二倍多，并且除了氧化硅以外没有其它主要组分，据我们所知，这种组成的玻璃西方在9世纪后才制造出来”。我国唐宋时期已发现不少的高铅玻璃，如陕西西安郊外隋代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瓶、玻璃盒、小杯、玻璃蛋形器等；唐李泰墓出土的黄玻璃瓶，经化学成分分析含氧化铅高达64％以上；北宋时期，铅玻璃又有了新发现，如甘肃灵台出土的一块玻璃残片，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含氧化铅高达50．31％、氧化钾10．09％，是一种钾铅玻璃。正如安家瑶所指出的“我国生产的玻璃器皿的最大特点是以铅玻璃为主，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铅玻璃的类型也不断有所改变，西汉时期是铅钡玻璃，隋唐时期为高铅玻璃，北宋时期又出现钾铅玻璃”，苏东坡作药玉盏诗“熔铅煮白玉，作玉真自欺”，这与出土的北宋铅玻璃器皿的成分完全吻合。广西钦州隋唐墓出土的高脚杯，经化学成分分析，含氧化铅高达 62．19％，氧化硅达34．92％。属于高铅玻璃系统。

　　第四种，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这种玻璃的显示特点是高钾低镁，含氧化钾量一般在儿03％—17，63％，含氧化镁极低，一般在0．06％～1．06％。而西方的钾玻璃含氧化镁极高，正如布列尔(R．H．Brill)所说的“从中世纪起西欧已能制造钾玻璃，而这种玻璃必定含3％～5％甚至更高氧化镁”。史美光先生也指出，这种含氧化镁很低的玻璃，“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汉墓出土的钾玻璃系采用了与西方古玻璃不同的原料”。因此，对两广地区汉代钾玻璃的来源需进一步的研究。

　　广西古玻璃的研究虽然起步晚，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现介绍广西古玻璃来源已形成几种不同的观点。
　　(1)安家瑶研究员认为“可能也是罗马玻璃”。

　　(2)史美光教授认为“广西、广东一带出土的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其成份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出土的钠钙玻璃存在很大的差别，而且钾玻璃中氧化镁含量低也是中国出土钾玻璃具有的一个特点。此外，根据器形耳珰和带钩都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器物，各种不同颜色的圆玻璃珠也是中国先民常见的佩饰品。因此，对这批汉墓出土的钾玻璃，目前还不能排除其中有一部分系中国制造或是在外来技术影响下自制的可能性”。

　　(3)中国科学院干福熹院士认为“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出土的琉璃珠与先秦玻璃饰物十分相似，就不能因其地处通西域之陆海要道上而说是由西方传来的”。

　　(4)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认为“最晚于公元前后，我国南方海港及其附近已有可仿效罗马用钠钙模压玻璃器皿”。

　　(5)何学坤研究员认为“关于两广的汉代钾玻璃和钾钙玻璃为本国所产，早有学者做出过论断，这里有两个十分明确的例子，广西昭平县和贵县两处东汉墓出土过墨绿色的耳珰，两地耳珰的颜色和形式完全相似，但昭平耳珰为铅钡玻璃，贵县耳珰却为钾玻璃，而铅钡玻璃早为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我国特有，故这贵县钾玻璃亦为我国所产无疑；另外，广西还发现过一些钾钙玻璃杯，其造型和纹饰皆与汉代陶器铜器相类，故它也应当是我国所产”。

　　(6)中国科技大学彭子成教授等认为：经过测试“可以明显地看出广西玻璃与典型的埃及和东地中海国家出土的早期玻璃或玻璃质材料有不同的分布区域，证实了广西合浦堂排的玻璃是由中国本土的矿料制成的，排除了从国外输入的可能，成为了继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战国时中国古人就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铅钡玻璃以来又一种是中国地方特色的早期玻璃”。

　　(7)李青会博士等认为“总之，中国早期古玻璃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发展了不同玻璃助熔剂，从而在战国时期派生出两类古玻璃，即铅钡硅酸盐玻璃和钾硅酸盐玻璃，至西汉时期形成以中国中原和长江流域为主的铅钡硅酸盐玻璃和以南方两广为主的钾硅盐玻璃”。

　　(8)蒋廷瑜教授认为“关于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我们在前一节已作了分析，开始可能作为奇珍异物从海外输入，但很快，岭南地区的工匠学到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利用当地原料，烧制有地方特色玻璃，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冲击了进口玻璃市场，因此，真正从南洋进口的玻璃留存很少”。

　　对广西古玻璃的来源已有不少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发表了相应研究成果，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归纳起来就是两句话，一是海外输入的西方产品；二是既有本地制造也有外来产品。从所研究的成果来看，第二句话似乎比较符合实际。比如玻璃璧，耳珰、鼻塞等器，都是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而且对玻璃璧的测试结果，也是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因此，对于广西古玻璃研究，必须依靠科学的测试手段，方能得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

　　广西是个沿海地区，尤其是合浦县，西汉时期已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汉书·地理志》也明确地记载着“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厘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由此可见，从合浦港出发，数年来还，有不少人还被杀掉和溺海而死，不知其数。尽管如此艰辛险恶，命丧大海，但仍有不少人冒险出海，来回穿梭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带着黄金、丝绸出海，到海外进行贸易，购回玛瑙、水晶、琥珀、琉璃等珍奇异宝，但这些珍奇，严格地说数量是有限的。尤其是琉璃易碎且重，不可能带回很多，而且进口玻璃在投放市场时价格也是相当昂贵的，而利用本地矿原料自制投放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市场需求。

　　广西贵港合浦等地已发掘的汉墓中，出土玻璃制品的墓葬都是属于平民百姓中小型墓葬，而大型富贵的墓葬则没有多少玻璃，如合浦望牛岭一号大型西汉墓，陪葬玻璃只有436颗，而合浦汉代平民墓出土的玻璃珠多达数千枚。又如贵县罗泊湾一、二号大型西汉墓，仅出土玻璃鼻塞1颗、玻璃珠1粒，少得可怜，这样状况与湖南长沙属平民楚墓陪葬玻璃众多十分相似。高至喜先生在《湖南出土战国玻璃璧和剑饰的研究》中指出“湖南所出土的战国玻璃璧，绝大多数出现在小型的‘士’和‘平民’墓中……当然不难看出，当时玻璃器的生产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产区基本上是在本地和附近的地方”。因此，广西合浦出现“平民”墓多出玻璃，也是与自产分不开的。干福熹院士也指出“广西合浦地区出土大量的玻璃珠大部分属于两汉时代，数量远超过东南亚诸地，所以，钾硅酸盐玻璃的制造技术来由值得深入研究”。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玻璃数量是有限的，只有国产玻璃的兴起，才是满足市场需求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