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古玻璃研究的现状

　　从20世纪2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注意中国境内古玻璃的研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境内发现的古玻璃都是从埃及传入的西方产品，如德国人纳曼(Nenmann)，他认为，中国自己制造的玻璃比欧洲晚得多，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玻璃都是埃及传入的，俄国人Фармаковкци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制造玻璃的技术和能力。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古玻璃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发现在中国境内出土的古玻璃的化学成分与埃及等西方玻璃的化学成分不同，如英国学者Beck和Seliman于1934、1936年《自然》杂志的第133、138期分别发表了中国洛阳金村古墓出土一批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分析研究成果，他们用光谱分析法分析了54件汉代玻璃，其中有39件属铅钡玻璃，占总测数的72．29％。

　　这一新的发现立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因为西方的古玻璃都是钠钙玻璃，从未发现铅钡玻璃。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对古玻璃进行研究，如刘敦桢在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3期发表的《琉璃窑轶闻》，胡肇椿在1935年《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4期发表的《琉璃辨》，森汉在1937年《河北省立工学院学报》第三册发表的《中国古玻璃》等，所有这些都对中国古玻璃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全国解放后，人们对古玻璃研究仍没有放松，开始从文史资料的研究转入科学的化学成分分析和制造工艺的分析研究，如我国著名化学家袁翰青于1957年分析了洛阳和长沙出土的4种战国的玻璃珠和玻璃璧后，在《中国化学学会1957年度论文报告会》中发表了《我国化学工艺中的制造玻璃问题》，指出：“洛阳和长沙出土的我国玻璃珠、璧，经测试结果为铅钡玻璃。”这种铅钡玻璃璧在西方罗马古玻璃中是找不到的。由此可见，中国的古玻璃与西方的玻璃是不同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needham)也认为，“含PbO的玻璃在西亚也是不多见的，而含BaO的玻璃在西方更没有见过”。他还认为，“中国最早的玻璃可推到春秋和战国时代，中国古玻璃是不透明的，后汉以后有可能出现透明玻璃和吹制技术”。

　　日本人所写的《玻璃学》一书说“约在两千年前日本的弥生式文化时代遗迹，玻璃璧和铜镜一同出土，同时，又从静岗的登吕出现钴色玻璃小珠，这些玻璃可能是当时由中国输入者”。另一个日本人作花济夫写的《玻璃手册》又进一步地说： “这些玻璃是含钡的铅玻璃并与汉代以前玻璃组成成分极为相似。这说明了汉代以前，中国与弥生时代的日本人之间已有了文化交流”。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古玻璃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浪高过一浪，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科技界、考古学界、文史学界等学科都从不同角度对古玻璃进行研究，尤其是 1983年5月在湖南长沙召开首届中国古玻璃学术讨论会，首次把中国考古界。和科技界的学者集合在研究古玻璃的旗帜下，交流了彼此间共同关心的课题。1984年10月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中，设立了专门的“玻璃考古”专题。中外文物考古、玻璃技术研究等众多学者参加了学术讨论，比较系统地报告了从西周到明清2000多年中国古玻璃的制造情况。会后于1986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玻璃研究-- 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该论文集共收入中外学者撰写的18篇论文，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玻璃起源、制造工艺、化学成分等研究成果。1991年，该论文集经过补充，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古玻璃提供十分重要的资料。 1986年，中国硅酸盐学会在西安召开了第二次中国古玻璃学术讨论会。从此，中国古玻璃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每隔三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国际玻璃大会中都设有玻璃考古专栏，如第18届(1998年在美国旧金山)、第19届(2001年在英国爱丁堡)、第20届(2004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国际玻璃大会，都分别设立了玻璃考古研究专题，开展了玻璃来源、制作工艺、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大讨论。中外学者对中国古玻璃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0多篇论著，其中有中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如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布列尔教授发表的《亚洲古代玻璃的研究》、《中国早期玻璃的物理性质》、《一批早期中国玻璃的化学分析》等论文，都是对研究中国古玻璃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国内学者发表的文章也很多，如安家瑶教授发表的《中国的早期(西汉-北宋)玻璃器皿》、《我国古代玻璃研究中几个问题》，范世民、周宝中发表的《馆藏部份玻璃制品的研究--兼论玻璃史的若干问题》，干福熹等人的《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新疆拜城和塔城出土早期玻璃珠研究》、《关于中国古玻璃研究的几点看法》，张福康、程朱海的《我国古代玻璃的研究》，高至喜的《湖南出土战国玻璃璧和剑饰的研究》，后德俊的《谈我国古代玻璃的几个问题》、 《楚国制造玻璃问题试探》，程朱海、周长原的《扬州西汉墓出土的玻璃衣片的研究》，黄淼章的《广州汉墓中出土的玻璃》，杨伯达的《西周玻璃的初步研究》，王世雄的《宝鸡、扶风出土的西周玻璃的鉴定与研究》，史美光的《一批中国古代铅玻璃的研究》、《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樊海涛的《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玻璃器略述》，刘明玉的《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玻璃器略述》，邱立诚的《广东发现的古代玻璃器》，黄启善的《广西古代玻璃研究》、《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环北部湾古代玻璃的发现与研究》、《论两广地区古玻璃的来源问题》、 《中国南方古代玻璃的研究》、 《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其及研究》、《广西古代玻璃器皿的发现与研究》(英文)、《中国汉代玻璃的研究》 (英文)、《广西汉代玻璃初探》(英文)、《广西汉代钾玻璃的研究》(英文)，莫洪贵的《四川地区出土古代玻璃制品的研究》，王滨蜀的《浅谈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古玻璃》，申世放的《重庆市博物馆馆藏古玻璃略述》，李青会等人的《一批中国南方出土古玻璃的化学成份的PIXE分析结果》，赵青云的《河南省出土古玻璃制品综合研究》，王步毅的《安徽古玻璃璧分析》，王俊新等人的《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古玻璃的铅同位素示踪研究》等。

　　进入21世纪之后，出版和介绍中国古代玻璃的书籍也日益增多。如冯乃恩的《古玻璃鉴赏与收藏》，安家瑶的《玻璃器史话》，关善明的《中国古代玻璃》，干福熹的《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等。同时，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古玻璃与陆路、海路丝绸之路的文化和技术交流方面的研究，如易学钟的《略论滇王墓出土珠饰“蜻蜓眼”及其他》，姚勤德的《江、浙地区的早期玻璃器和先秦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后德俊的《玻璃之路--楚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探索》，安家瑶的《中国古玻璃与日本吉野里的玻璃管饰》等。

　　通过大量研究，中国境内出土的古玻璃大致有几种不同的系统。
　　(1)氧化铅-氧化钡-二氧化硅玻璃系统，这是中国早期自制产品，以春秋战国玻璃璧、珠等为显著特色。
　　(2)氧化铅-二氧化硅PbO-Si0：玻璃系统。
　　(3)氧化钠-氧化钙-二氧化硅玻璃系统。这是被认为西方的钠钙玻璃。
　　(4)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系统，这是两广地区发现最多的玻璃。
　　(5)氧化钾-氧化钙-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6)氧化钾-氧化铅-二氧化硅玻璃系统。
　　(7)氧化钾-氧化钙-氧化铅-二氧化硅玻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