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位于东亚，巍峨的崇山峻岭和延绵的戈壁沙漠把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隔离开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不仅见诸文献，而且还反映在考古学上。经过考古工作者长期的艰辛工作，中国境内发现了不少西方制造或与西方有关的文物古迹，它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先秦至公元3世纪左右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及相关内容作一概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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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内容）
三、玻璃器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25]古代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玻璃以钠钙玻璃为主，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在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能够制造玻璃。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玻璃以铅玻璃为主。在战国至汉代的中国自制玻璃中，铅、钡的含量都较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前期）。中国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26]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27]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28]云南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29]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30]，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3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32]山西长冶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33]等等。

    在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许多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其直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这种镶嵌玻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阳平粮台等地都有发现（插图14）。这种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几种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颗单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镶嵌玻璃珠中，有一些无疑是从西方输入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1、镶嵌玻璃珠最早出现于西方，早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区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而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几百年。

2、在西方，从单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镶嵌玻璃珠，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程，其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国，则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是同时出现的，显得非常突然，因此其来源应当在西方。

3、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在工艺与外形上与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学成份上也与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镶嵌玻璃珠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34]而铅钡玻璃正是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4、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都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只有少数大贵族才能得到。有学者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匠人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或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它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和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35]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些玻璃器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都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36]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37]
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业自战国时代开始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渐增多。关于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所发现。斯坦因认为他在和阗找到的一颗彩色镶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它在罗马帝国中很常见。[38]此外，据说在河南的一座汉墓中也曾发现过一只产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的头像。[39]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来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学者对此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研究。[40]西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外来玻璃器有广州横枝岗2061号汉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41]这三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10．6厘米，底径4厘米，模制成型（插图15）。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在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玻璃残片（插图16）。[42]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公元67年。墓中发现了三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国内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是用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份与罗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43]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传入了中国。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为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这只玻璃瓶与其它一些珍贵文物一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44]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还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行海上往来的条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45]

四、小件饰物
 
    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与西方有关的小件饰物及工艺品。

    在西方，有一种非常精美的多面体金珠。其制作工艺被称为焊珠工艺（granulation），即先用一种粘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此种工艺最初出现在公元前4千年代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后流行于埃及、希腊、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侵后传入印度。用焊珠工艺制作多面体金珠，则可能发源于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的希腊。由于西方发现的金珠都是十二面体的，所以被称为“十二面金珠（dodecahedron）”。这类多面体金珠在我国也有发现。不过，我国不仅发现过12面的金珠，还出土过14面的，所以国内有人将此定名为“多面金珠”。我国出土多面金珠的地点主要有：

    1959年，在湖南长江五里牌9号东汉墓中发现了11件“球形饰”（插图17）。发掘简报说“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个小金丝环相粘而成。环与环之间的空隙处，又粘有三颗小圆珠，以使其更加美观。又五件，先制成一小金球，再饰金丝纹，缀以珠饰；另一件，其制作虽与前者相同，但粘制更为精美，不管怎样看，珠饰与珠饰之间，纵横成行，井然有序。还有一件，为镂空多角形，极工整。”[46]

    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甘泉镇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空心金球”（插图18）。原报告称：此物“用两个较大的和十二个较小的金圈拼焊成24个角的空心球。然后在金圈相接的24个空当处，再各用四粒细如菜籽的小金珠堆焊出24个尖角。直径1．3厘米，重2．7克”。[47]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32枚小件金花泡饰，上面焊有极小的金粟粒（插图19）。这些金花泡饰也是用焊珠工艺制作的，应是西方的工艺品。

    由于这种十二面体的金珠在巴基斯坦、印度东部沿岸、越南南部的奥高遗址都有发现，而且在我国也多发现于长江以南地区，所以研究者认为这种金珠及其制造方法可能是从海路输入我国的。[48]但也有人指出，在我国发现的多面金珠中，“不排除有些是对西方原型作了改进的本土制品”。[49]

    20世纪前期，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阗发现了几颗石珠，上面有白色的花纹，斯坦因以为是填上去的。[50]后来，夏鼐指出，制作这种石珠的原料乃是肉红石髓（Carnelian），上面的花纹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化学腐蚀、加热处理后形成的，这种石珠应当称为“蚀花肉红石髓珠”。[51]解放后，我国许多地方出土过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插图20）。在云南共发现了两颗，一颗出自晋宁石寨山13号汉墓，另一颗出自江川县李家山春秋晚期的24号墓。[52]这种石珠在新疆也有发现，如1980年在新疆的楼兰古城中找到的一串料珠中，有三颗都饰有水波纹的蚀花。[53]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广州西汉后期墓葬中至少发现了两颗（插图21）。[54]此外，在四川发现过四粒“很像早期蚀花石珠”的“琉璃珠”，其中两粒“蚀花琉璃珠”是在重庆市区的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另两粒出自四川巴县冬笋坝的战国船棺中。[55]

    据研究，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千年代后期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中，后传播到西亚等地（插图22）。早期的花纹以圆圈纹为主要特征，我国云南李家山发现的即属此类。中期以十字纹或平行直线纹为特征，我国发现的大多为此种纹样。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出土的这些蚀花肉红石髓珠，很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56]其主要根据是：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国外，并且是印度与西亚的主要产品；国内发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器形、纹饰上都与国外的同类产品相似，而与国内的珠饰不同；在国内发现的成千上万颗珠宝中，蚀花肉红石髓珠所占的比例极少，说明国内大概不会生产这种珠子，否则不会如此稀少；这类石珠通常只见于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中，说明它是非常珍稀的泊来品，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得起的。

    1969年，在江苏徐州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只兽形鎏金铜砚盒（插图23）。在这件反映汉代工艺最高水平的稀见工艺品上，除了镶嵌着红珊瑚、蓝宝石外，还镶嵌着青金石。[57]在亚洲，青金石主要产于阿富汗，[58]自古以来因其美丽的色泽而被视作珍宝。徐州东汉墓所出鎏金铜砚盒上的青金石，说明至少在公元2世纪，青金石就已传入了中国。而且，由于江苏地处沿海，所以很可能是经海路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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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境内发现的各种反映古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实物，有力地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在辉煌的中国文明中，融会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

备注： 
[1] 对中国境内所出西方文物进行全面介绍的文章主要有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一期，第291－334页；蔡葵：《我国出土的西亚古物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古代史》，蔡葵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3－172页；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第69－80页。
[25] S. Frank, Glass And Archaeology, Academic Press, 1982, p. 17.
[26]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第1－8页。
[27] 崔墨林：《河南辉县发现吴王夫差铜剑》，《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第***页；《吴王夫差剑的研究》，《文物》，1976年第11期，第****页。
[28]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第33－39页。
[29]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页。
[3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第178页。
[31]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临淄郎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页。
[32]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23-425页。
[33]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等：《山西省长冶分水岭267、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第＊＊＊页。
[34] 张福康等：《中国古琉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11卷第1期（1983年3月），第67－76页。
[35] 安家瑶：《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及发展》，《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第351－365页。
[36] 高至喜：《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5年第12期，第54－65页。
[37] 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第82－87页；
[38] 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74页，图见该书第四卷图版IV。
[39] 对于这只玻璃瓶，不少人依据罗斯托夫所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进行过介绍，但说法不一。现将此书修订版中的有关记载翻译如下，以正讹传：“早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所产的玻璃器就被输往印度，并从印度输入中国。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就曾搜集到一只精美的亚历山大玻璃瓶。此瓶是在中国（河南省的一座古墓中）发现的，无疑属于希腊化时代（参见J. Pijoan, Burlington Magazine, 41, 1922, pp.235ff.）。这只刻有若干圆形装饰图案（其中一个图案是雅曲娜的头像）的玻璃瓶，系用模制法制成，而不是用吹制法，此种制作方法表明其制造时代不可能晚于公元前2世纪。此外，在华盛顿的富利尔（Freer）美术馆藏有一只漂亮的汉代青铜龙头，镶嵌在龙眼中的两颗玻璃珠显然也是亚历山大产品。”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7, Vol. 2, p. 576.
[40] 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第413－447页；《中国的早期（西汉—北宋）玻璃器皿》，《中国古玻璃研究：1984年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千福熹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86－104页。
[4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上册，第239页。
[42] 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第1－9页。
[43]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第799页。
[44] 宿白：《中国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中国文物报》，1992年5月3日；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一期，第291－334页。
[45] 史美光等：《一批中国汉墓出土钾玻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14卷第3期（1986年9月），第307－313页；黄启善：《广西发现的汉代玻璃器》，《文物》，1992年第9期，第46－48页；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学术集林》，王元化主编，第12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69－202页。
[46]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第38－49页。
[47] 同42。
[48] 岑蕊：《试论东汉魏晋墓葬中的多面金珠用途及其源流》，《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第85－87页。
[49] 同12。
[50] 同38，第55、68、71页；图见该书第四卷图版IV。
[51] 夏鼐：《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髓珠》，《夏鼐文集》（中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58－464页。
[52] 同29。
[53] 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第1－39页。
[54] 同41，上册，第291页，对应的图片可参见下册。
[55] 龚万廷、庄燕和：《重庆市南岸区的两座西汉土坑墓》，《文物》，1982年第7期，第28－29页。
[56] 张增祺，同37；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49页；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第79－87页。
[57] 夏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新发现》，《考古》，1972年第1期，第***－***页；吴学文：《银镂玉衣、铜砚盒、刻石》，《光明日报》，1973年4月7日；王进玉：《神秘的青金石》，《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13日。
[58] McGraw-Hill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 Technology, Vol. 9, p. 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