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书地理志》的史料，提到黄门译长与应募者入海所市之「璧流离」以及琥珀、玛瑙、水晶、肉红石髓等「奇石异物」，在南越王墓中广西合浦西汉后期的墓葬中均有出土。「璧流离」《梵书》作吠琉璃。 

    玻璃在古代中国曾有多种称谓。其中发音非常相近的就有琉璃、流璃、璧琉璃、陆璃、玻黎、琉琳、还有五色玉、药玉、罐子玉、水玉、水精等等。还有古籍赋予玻璃「明月」、「夜光」美名。 根据《广雅》和《韵集》的记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琉璃」是用火烧的玻璃质珠子以及其它一些透明物质的统称。而明、清以来人们所说的「琉璃」是不透明的，当然和玻璃是有所区别的。 

    在南越墓中，出土有4粒玻璃珠等佩饰。在合浦廉州镇附近东南的清水江至禁山一带的汉墓群，近三十年间，共清理汉墓约1000多座，出土玻璃器皿、璧琉璃等饰物及工艺品。1975年，在合浦堂排三号汉墓中，出土玻璃珠10800颗。

    西亚玻璃属「钠钙玻璃」 

    玻璃的来历，由腓尼基人发现。腓尼基水手于3000多年在无意中，发现天然苏打在高温下和石英砂发生化学反应，变成玻璃。腓尼基人利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玻璃球、玻璃珠子，运往世界各地，换来黄金或珠宝，由此发了大财。 

    不久，腓尼基人制造玻璃的秘密被人泄露出去了。埃及人首先用同样的方法制出了玻璃。最古老的人造玻璃可追溯至公元前 2500 年，埃及出土的绿色或蓝色系列半宝石玻璃珠。 

    至于玻璃容器，最早出现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由玻璃熔块雕凿或研磨而成。公元前 16 世纪中叶，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出胚心成形技术（core forming technique），使得玻璃容器的制造获得重要的突破。公元前 200 年左右，巴比伦人以长约 1 ~ 1.5 公尺的铁管吹制玻璃，玻璃的制造方法进一步获得重大的改进。 埃及稍晚才开始生产相似的器皿。接着是罗马帝国，当地的玻璃业者还先后发明了吹制法﹑刻花玻璃和套色刻花玻璃。西罗马衰落后﹐玻璃生产中心向东转移﹐萨珊波斯的玻璃业发展很快。公元8至9世纪以后﹐伊斯兰玻璃兴盛发达﹐一直持续到14世纪。 

    西亚的玻璃制作时需要大量的钠，故属于「钠钙玻璃」。 

    中国至迟在战国时代(一说是在西周时期)已能制造玻璃﹐是世界最早的玻璃产地之一。在河南洛阳庄淳沟、陕西宝鸡茹家庄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管、玻璃珠等。 

    中国的玻璃工艺对日本﹑朝鲜的玻璃业有直接的影响。同时，中国的统治阶级都非常喜爱西方玻璃器﹐因此一些典型的罗马﹑萨珊﹑伊斯兰玻璃器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并经过中国又传到日本﹑朝鲜。  

    从中国目前出土的玻璃器物来看，最早出现的是所谓「蜻蜓眼」玻璃珠，大多有穿孔，依照出土的状况可能是佩饰、项饰、腕饰、车饰等等功能，其功能主要还是与其它小玉石一般作为项链的珠缀。「蜻蜓眼」玻璃珠的外型而论，不论是平面多色或是突起崁入，制作过程绝非一次结束，而是经过多次加工。珠上的纹饰与同心圆的构成与色彩，不可否认的，与中亚、西亚的玻璃珠风格相近，也都会成为传递论说法的证据，认为中国玻璃珠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所致，但是从一些定性的检验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材质的成分与西方的玻璃珠有显着的不同。 

    在中国河南、湖南、广西、陕西、广东、山东等地的古代墓葬中，多次出土料珠、管珠、棱形珠、蜻蜓眼、琉璃壁、琉璃杯、琉璃瓶等大量文物，尤其是在湖南一些古墓中出土的大量战国、西汉时的玻璃器，上面有中国民族装饰特点的纹饰及图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上世纪的1929年，在中国河南传教的怀特先生（Winter.W .C）闲逛集市时收购了一些质朴而华美的琉璃珠。这位基督教司教早年曾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考古学系，他直觉这些珠子来历非同寻常，并锲而不舍地找到了出土它们的洛阳金村。后来，通过同位素检测等科学手段，几位玻璃专家发现怀特找到的玻璃珠属于战国时代，里面含有大量的铅、钡，完全不同于同一时期的西亚玻璃。 

    中国玻璃属「铅钡玻璃」 

    中科院院士干福熹于2002年发布了对中国古玻璃研究方面的成果。他说，尽管中国古代玻璃以「铅钡玻璃」为主，但在广东、广西出土的玻璃大多是高钾低镁玻璃。这些古玻璃的氧化镁含量仅有0.06%至1.0%，也属世界罕见。因为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玻璃，氧化镁含量高达3%至9%。这再一次说明中国古代玻璃是用国内原料自行制造的。  


    经中外专家用现代光谱实验鉴定，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中国的「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分居两个不同的玻璃系统。 

    早在南越王墓和合浦汉墓出土的璃玻物品之前，考古学者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玻璃器。有人认为﹐中国最早的玻璃器出现于春秋末期。河南固始侯古堆 1号墓出土的玻璃珠﹐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都属春秋末期。这3处的玻璃经检验都是钠钙玻璃。 

    蜻蜓眼这类珠子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时在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十分流行﹐因此还不能排除这时的玻璃器是经过中亚输入中国的。战国时期玻璃器增多﹐比较集中在河南﹑湖北﹑湖南三省。蜻蜓眼出土数量很多。此外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品种﹐如玻璃璧﹑玻璃印﹑玻璃剑饰﹑玻璃蝉等﹐器形都仿制当时流行的玉器。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的玻璃器绝大部分是铅钡玻璃。含量较高的氧化铅在世界其它地区的玻璃中很难见到﹐而氧化钡在19世纪前基本不存在于其它地区的玻璃中。因此﹐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的绝大部分玻璃器是由中国制造的。 

    至于汉代的玻璃器。玻璃璧仍然存在﹐分布范围较广泛﹐器形一般大于战国璧。玻璃耳珰﹑玻璃珠饰﹑玻璃带钩也比较常见﹐而蜻蜓眼却少见。西汉时期开始制造玻璃器皿﹐满城汉墓出土的玻璃耳杯和盘﹐扬州西汉「妾莫书」墓出土的玻璃「玉衣片」﹐都是典型的仿玉制品﹐而且成份多为铅钡玻璃。 

    东汉的玻璃器数量和品种都少于西汉﹐除广东﹑广西出土数量较多的玻璃珠外﹐其它地区的玻璃器出土很少﹐一般只有玻璃珠和玻璃耳珰。这个时期出土的玻璃器皿很特殊﹐根据江苏邗江甘泉2号墓和广西贵县汉墓出土玻璃器的器形﹑纹饰和成分判断﹐可能是进口的罗马玻璃。  

    中国古代多称玻璃为琉璃，「琉璃」者，传为佛家七宝之一，例如汉代称玻璃为「璧琉璃」，也称「吠琉璃」，后简称「琉璃」，沿用至今。现存的古代玻璃璧只有200来件。现存的玻璃璧95％出于楚地，玻璃璧看来是楚国的特产。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学者多半都认为古代的中国没有生产玻璃的技术，并推断许多出土的玻璃器皿都来自埃及、伊朗等地。 

    林蔚文先生撰写的〈先秦秦汉南中国海外玻璃的输入〉，也是持从海外输入的意见。林先生的文章收入《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中。 

    中国生产玻璃也输入外国玻璃产品

事    实上，经过上面详细分析后，便会发觉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黑白分明。中外的玻璃物由于成份和制造不同，可以来自不同的玻璃制造地区，中外都有。但是， 

    即使中国本身能生产自己的玻璃，汉代的中国人也会输入外国制造的玻璃物品。 

    《汉书》说的「壁流离」是指外国生产的玻璃，它几乎不含铝和钡的成分，与中国古代传统的铝钡玻璃截然不同，具有色泽鲜艳、透明度高，能耐冷热的优点，是一种高级的装饰品。广州西汉中期以后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珠，经过化验的4个样品，含钾5～13.72%，仅有微量或没有铝和钡的成分，显然是从海外输入的。 

    在合浦汉墓出土的一批玻璃饰物和器皿，经鉴定属高温烧制的钠钡玻璃，也属舶来品，部份造型和纹饰属外国风格。合浦汉墓中的玻璃器皿，是海外经印度西海岸，穿马六甲海峡，经合浦干体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