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合浦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作用，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和加以论述，我们仅在对合浦考古发现的研究中，想到的几点不成熟意见，略呈于次，敬请方家学者多多指教。

一、汉代合浦郡初设郡治在合浦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将岭南原来的三郡扩充为九郡，其中合浦郡辖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五县。按现代地理度之，汉之徐闻县相当于今广东海康，徐闻、遂溪等县地，高凉县相当于今广东阳江、阳春、电白、化州、吴川等县地，合浦相当于今广西合浦、北海、浦北、灵山、钦州、博白、陆川、北流、容县及广东廉江等县地，临允县相当于今广东新兴、开平等县地，朱卢相当于今海南琼山等地。

也就是说，合浦郡西起钦州，东达新兴、阳江，包括雷州半岛和整个海南岛，在岭南地区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汉代合浦郡郡治最初设在何处?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合浦郡治先是设在徐闻，到东汉时才迁移到合浦。《廉州府志》、《合浦县志》都采此说。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汉书·地理志》合浦郡下所列五县，虽然把徐闻列为首县，但并未注明徐闻就是郡治所在。《后汉书·郡国志》重载合浦郡县，把合浦列为首县，并明确指出，该志“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肯定合浦县即是合浦郡的治所。而在两汉期间，没有发现合浦郡治有改动的记载。依此前推，西汉合浦郡的治所也应在合浦县。

今人雷坚编著《广西建置沿革考录》对此作过专门考订，①梁旭达、邓兰又加以申述，认为武帝平南越所置的合浦郡郡治就在合浦县。雷坚是根据年代较早的史料记载来谈这个问题的，她举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例，  《水经注》说“郁水又东迳高要县，牢水注之，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明指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所置合浦郡“治合浦县”，没有合浦郡徙治之说。又引唐人杜佑《通典》关于廉州和雷州的记载，说廉州是“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后汉同”；雷州也是秦象郡地，二汉以后并属合浦郡地。“唐代的廉州即今之合浦，雷州则位于今雷州半岛，徐闻在其中”。由此可见，徐闻县在西汉只是“合浦郡地”，不曾为合浦郡治。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在廉州条下写明“汉平南越置合浦郡，今州即合浦郡理也”。在合浦县条下注日：“倚郭，本汉合浦郡”。因此，从文献记载来看，说汉置合浦郡时郡治就设在合浦县是有根据的。我们同意这个观点。

从地理环境来看，合浦处南流江入海口，  “依山临海”，是一个天然良港。南流江两岸是肥沃的冲积平原，是良好的稻作农业区，今合浦廉州镇原是海湾，有渔盐之利，水上交通南可出海，北可溯南流江进入珠江流域而达中原内地，应是古代滨海地区政治中心的百选之区。与之相比，徐闻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汉代徐闻县城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还是一个谜。徐俊鸣认为古徐闻在今海康县，何以定在今海康县，没有作任何论述。③我们想，他可能根据古代某些地理志书，如《大清一统志》就说：海康县“汉置徐闻县，为合浦郡治。”今《北海港史》、《合浦县志》仍从其说。何纪生则主张汉代徐闻在今雷州半岛南端，琼州海峡偏西的海边。他认为从《汉书·地理志》来看，徐闻应是一个海港，而现今的海康县内没有适合的海港，附近未发现大片汉代遗址或墓葬，因此不可能是汉代徐闻县城的故地。在雷州半岛南端，在徐闻县东起龙塘红坎村、西迄北部湾的滨海一线的狭长地带，发现数量众多而时代大体又属汉代的遗址、墓葬，应是当时人烟稠密的地区，汉代徐闻县城很可能在这片范围之内④，但具体地点仍不能确指。即使汉代徐闻县城就在这里，考虑到这个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又无内河行驶，陆路也较困难，很难想象汉代郡治会设在这里。1973年冬至1974年春，在徐闻县陈华丰村、龙塘红坎村、附城槟榔埚村三地发掘51座汉墓，都是东汉时期的平民小墓，没有发现西汉中晚期的墓葬，不存在西汉设郡的迹象。

徐闻城在汉代之所以成为一个港口，主要因为汉代海船只能沿着大陆岸边行驶，徐闻处在合浦与南海(广州)之间，是往来航船穿越琼州海峡的必经之地，需要在这里补充淡水和粮食；而且它离海南岛最近，也是大陆进入海南岛的唯一跳板，但不具备设郡的条件。

从考古发现来看，合浦则有西汉设郡的诸多证据。合浦县城廉州镇周围遍布汉墓，据历年调查，地面保留有封土可数的汉墓就达6000多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配合基本建设，历年在合浦清理发现的汉墓屡计已接近1000座，从已发表的材料看，其中绝大多数是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的墓葬，而且有不少墓的规模较大，相当于郡守一级官吏的墓葬。如1971年发掘的望牛岭1号墓，封土直径40米，高5米，是一座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土坑竖穴木椁墓，墓室呈“干”字形，分为主室、甬道、左右耳室和墓道部分，全长25.8米，最宽处14米，深8.8米。死者颈部有玛瑙耳塞、玉鼻塞、玉玲，头上方有鎏金圆牌器1件、环首刀2件，头部右侧置铜镜1面，腰部右侧置有铁剑、金珠、金饼和水晶、玛瑙、琥珀串珠等佩饰物，丰室前部和棺具两旁置大量铜器和漆器，左耳室置贮藏东西的陶器和少量铜器，右耳室置车马器。器物排列位置对称，纵横成行，井井有序，俨然主人生前豪奢生活的再版。随葬器物总数达245件，铜、漆、陶、铁、玉石、琉璃等应有尽有。有两件陶提桶内壁书写“九真府”等款，推测墓主曾任九真郡太守，应是地方豪强。⑤又如1975年发掘的堂排2号墓，是一座同坟异穴夫妇合葬墓，随葬品230件，有金戒指、金手镯和大量琉璃、水晶、玛瑙佩饰品，墓主人生前也是郡守一级的高级官吏。⑥1990年清理的黄坭岗西汉末期的一座墓，有墓道、前室、后室，出土大量铜、铁、漆、金、银器，其中有龙首金带钩、錾刻花纹铜仓模型。1986年清理的风门岭一座东汉砖室墓，由墓道、前室和两个后室构成，前室为穹窿顶，后二室为双层券顶，出土陶、铜、铁47件，金、银器8件，玉、石佩饰品近200件，其中有金戒指、银戒指、金球、金珠、玛瑙、水晶串珠、琥珀穿珠、琉璃串珠等等。这些墓都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吏的墓。

从历史文献、自然环境和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有理由说合浦是西汉初设郡的郡治所在。

二、汉代合浦港的地理位置

汉代合浦港的位置应该就是汉代合浦郡、县所在地位置。按一般情况来说，应先有合浦港，然后才有合浦郡、县设置。合浦港和合浦郡县治应该在同一地点。苏秉琦教授说过：“岭南文化的形成小是秦汉以后的事，没有当地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设不了郡……”⑦。也就是说，汉武帝不可能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辟新的郡县，合浦在设郡县之前理应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为郡、县设置奠定了基础。合浦作为内河和海洋航运的结合点，在先秦时期该就有了。秦统一以前，南洋来的犀、象、玑珠就通过合浦或类似合浦这样的海港进入内河，输往中原的。秦始皇统一岭南，有一个不小的欲望就是要获取“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淮南子·人间训》)，而这些东西，绝大部分是通过海运进来的。

但是合浦港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太平寰宇记》太平军廉州条：“废合浦郡县在旧州郭下，汉县，属合浦郡”，因有“旧州”二字，有人把它扯到浦北县旧州去了。我们考察过旧州古城，那是一座南北长180米、东西宽150米的小土城，不合汉代郡城的建制。在这个城址内也没有发现明显属于汉代的历史文物和遗迹。在今浦北县境虽然发现过一些汉墓，但时代较晚，数量很少，相反，则发现南朝墓较多，当地可能到了南朝以后才发展起来。

自1975年以来，我们多次到合浦从事田考古工作，参加过文物普查和汉墓发掘，一直十分留意对汉代合浦港故址的追寻。每当我们站在总江桥头，放眼南望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片无边的稻田，只有西边的沙岗附近与远处的台地相接，隐约可见一条高起的古海蚀岸，东南边的海岸线直扑廉州城下，其间的三角洲方圆已达100多平方公里。再往东看，廉州城背后是稍微起伏的小丘陵，挡住了海水的东浸。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在这片稻田的底下，有时还会挖出海榄，说明那里原是海域。据科学考察，在大约6000年前，古海岸线大致沿今南流江三角洲边沿，南流江三角洲地区海岸7000年来向海推前了10～12公里，平均每年约1.6米。⑧在县城西南的廉州中学内有一座海角亭。海角亭是纪念汉代合浦郡太守孟尝而修建的。《海角亭碑记》曰：“郡故有亭日海角，盖因其地在南海之角。”海角亭最早建于北宋建隆至景德年间(960～1004年)，原址在城西南半里，后来几废几建，明成化年间迁到城西，嘉靖年间又迁到城西南，隆庆年间再迁到现在的地方。昔日此亭在南流江的出海口，游人站在亭上可以看到“青草寒潮送极浦，苍山斜日拥晴沙”(明·陈崇庆《海角亭》)，可以看到“天南地海尽海溟”(清·鲍俊《海角亭远眺》)。现在看到的则是一片农田和农田中的竹林农舍，海已经不见了。

在清代修的《廉州府志》所附地图上，海角亭南还是一片大海，在现在的地图上，海角亭离开海岸线已10多公里了。由此可以想见两千年前，南流江当在今合浦县城西侧入海，廉州镇的西面应是一片汪洋。现在的合浦县城北、东、南三面都是小丘高地，原来就是露出在海面的，只有西边有一个缺口，与三角洲平原相接，是南流江入海的港湾。在北、东、南三面丘陵地带密布着汉代墓葬，包括环城乡廉北、堂排、清江、冲口、廉东、中站、平田、杨家山、禁山、廉南等10个行政村，东西宽约5公里，南北长约18公里，断断续续呈弧形将合浦城包围。只有城内及西面平地是墓葬空白区。由此推断汉代合浦城和合浦港就在这个墓葬区和西边海水包围的空白地带。而这里恰恰就是合浦县城廉州镇。自汉以来，合浦郡、州、府、县城一直没有迁移的记录，唐、宋、元三代“城皆土筑”，明宣德年间才改土筑城墙内外两面加砌大砖，每次修城都只在原有城址基础上扩充或缩小，稍有挪动，因此旧有城址被压在后代城址之下。合浦因为河流泥沙淤填，出海口被迫南移，原有港口则淤塞废弃。如果进行深度钻探，将会找到它的蛛丝马迹。

三、汉代合浦的经济已十分繁荣

到西汉晚期，合浦的经济己十分繁荣。考古发现不但在西汉晚期墓中看到有用铜锅装着的稻谷陪葬，而且还出现大量粮仓模型明器，这种粮仓模型明器几乎每座墓都有，反映当时粮食储备相当可观。这些粮仓平面都是长方形的，象一间平房，前面有一道或两道门，门槛很高，其他三面密闭，无窗无门，和住人的房屋有明显的区别。如合浦县堂排4号墓陶仓，前有回廊，悬山式顶，瓦脊偏后．前檐覆过回栏，前墙有二门，左、右、后三面封闭。风门岭10号墓陶仓，仓底有四条圆柱，将仓体顶离地面，仓顶悬山式两面坡，仓门在正面，正面墙外还设计凉台回廊。⑨母猪岭1号墓陶仓也是干栏式悬山顶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二问，前有走廊，开门一道，板瓦顶，正脊，垂直上有博古装饰。⑩盘子岭9号墓陶仓也是干栏式建筑，前壁正中有门，顶为悬山式两面坡，仓前横条栏杆。⑾望牛岭一号墓出土的是铜仓，一大间，置于平台上，平台下有八根立柱，将整座建筑平地托起。仓房前壁正中有门，门为双扇，各有门环，左右开启。门下有槛。悬山顶，前后各有十二道瓦垄，屋檐向前后伸出，盖过壁墙。仓前有走廊，走廊前缘有栏杆，十分讲究。黄泥岗l号墓铜仓，也是一大间，正面开单扇门，其他三面板壁封闭，人字坡瓦顶，平底，下附四只高足将仓体顶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座仓房的门及左右板壁，两边山墙及后壁，都錾刻了精细的图案花纹，十分华丽。汉代合浦人如此重视粮仓，说明当时粮食自给有余，已经有相当多的储备了。列宁说过：“经济的真正基础是粮食储备。”(《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汉代很注重粮食储备，晁错在《论贵粟疏》一文中就提出过“广蓄积，以实仓禀”的主张，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合浦周围聚集大量商人和手工业者创造了最根本的物资条件。出海的船舶也可以放心地在这里备足途中的食粮，航行到更远的地方。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在合浦找到有关手工业的作坊遗址，但从汉墓的随葬品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青铜铸造工艺、玻璃烧制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合浦汉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比较大的墓葬都盛行随葬青铜器，其中錾刻花纹铜器特别引人注目。中国古代青铜工艺在经过商至春秋时期的繁荣阶段以后，到秦汉时期已走向衰落。汉代青铜器已从先秦那种庄严、厚重、古朴的风格中变得轻便、灵巧，纹饰也崇尚简朴。但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却兴起了一种錾刻花纹工艺，在薄胎青铜器上用坚硬而精细的金属工具，錾凿和镂刻出繁缛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使该器显得特别精美华丽。这类铜器包括盛食器、饮食器、熏炉、灯具等，都是居室的日用器。这类铜器主要集中发现于广西东南部地区，尤以合浦、贵港、梧州三地汉墓中出土最多。⑿见于合浦汉墓的有承盘、酒樽、壶、食盒、魁、卮、杯、长颈壶、提梁壶、扁壶、熏炉、豆形灯、凤凰灯、席镇等等。仅望牛岭1号墓出土的就有承盘、魁、长颈壶、提梁壶、熏炉、凤凰灯、席镇等20件，堂排2号墓有酒樽、长颈壶、食盒等10件，母猪岭1号墓、6号墓各有承盘1件，文昌塔汉墓有扁壶1件，北插江盐堆1号墓有豆形灯1件，风门岭5号墓有食盒1件、7号墓有食盒2件，10号墓有熏炉1件等等。

这种錾刻花纹铜器，在与之相关的内河航运线上的贵港、梧州也有大量出土，既是高官贵族奢侈生活的时尚显示，也是对外贸易需求的反映。

合浦汉墓的另一个特点是．随葬为数甚多的玻璃器。这些玻璃器包括珠、管、耳当、鼻塞、环、璧等佩饰品和杯、盘、碗等饮食器。其中以玻璃珠数量最多。仅堂排3号墓一座有1080多枚，廉州灯炮厂1号墓$土800多粒，母猪岭1号墓出土450多枚，6号墓出土410多枚。玻璃珠有透明的和不透明的，颜色有青、淡青、绿、墨绿、淡蓝、天蓝、湖水蓝、白、月白、粉红、砖红、紫褐等10多种，其形状以圆算珠形为最多，也有椭圆形的、棱形的、橄榄形的、网坠形的，还有鱼形、瓜形和花篮形的，五彩缤纷。文昌塔1号墓出土玻璃龟形器呈椭形环状，中部比较厚，周缘渐薄，均匀地附四只三叉形爪，头尾形状与爪相似。文昌塔70号西汉晚期墓、红岭头11号西汉墓、红岭头34号西汉晚期墓、黄坭岗1号新莽时期墓，都出过玻璃圜底杯。玻璃圜底杯，有淡青色的，蓝色的，也有深蓝色的，湖蓝色的，半透明，平口，深腹，圜底，腹中部有一道或二道弦纹。这些玻璃器在没有作测试之前，仅从器形观察，一般认为既有“土产”，又有“洋货”，而大都被认为是“舶来品”。我们知道，西方古代玻璃是钠钙玻璃，中国古代玻璃是铅钡玻璃，经过元素化验就能判定。

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器有17件经过能谱分析和密度测定，测试结果表明，这些玻璃器分属三个不同系统，其中13件属钾(K20-SiO2)玻璃，3件属铅钡(PbO-BaO-SiO2)玻璃，1件属钾钙(K2O-CaO-SiO2)玻璃，没有钠钙玻璃。应该说绝大部分是中国制造的，尤其是玻璃，含镁元素极低，既不同于中国内地的铅钡玻璃，又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是岭南地区特产。晋代葛洪《抱朴子·论仙》说：“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里所说的“水晶碗”实际上就是玻璃碗。“交广”地区即交州和广州，包括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这条记载表明，在晋代或晋代以前，岭南地区的人已掌握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又据《南州异物志》记载，“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生于南海之滨的自然灰，应是一种自然纯碱或草木灰，是制造玻璃的一种助溶剂。广西出土含钾量较高而镁量极低的玻璃制品，有可能是利用这种自然灰作助溶剂的，因而可以把这种钾玻璃称之为“南海玻璃”⒀。

由此可以推测，由于海外交通的便利，合浦人在汉代已向西方学到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利用当地的原材料，烧制出大量既不同于西方的“洋”玻璃，又有别于中原内地国产铅钡玻璃的钾玻璃，投放中外贸易市场。
合浦港不仅是商港，而且以盛产珍珠闻名。合浦珍珠的珠母主要是马氏珠贝，俗称珍珠螺。据在《旧唐书·地理志》载：合浦县有珠母海，这珠母海又称为珠池，自白龙海湾起有杨梅、珠砂、青婴、乌泥、平江、断网等天然珠池。合浦珍珠在秦统一以前已经开始采集了。到汉代，合浦采珠业已很兴盛。西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京兆尹王章得罪大将军王凤，遭陷冤死，其妻子被流放到合浦，“以采珠为业”，发了大财，七八年间，“致产数万”，(《汉书·王章传》)。但汉朝派驻合浦的太守贪得无厌，搜采无度，使珍珠濒临灭绝的地步。民间传说连珍珠都对贪官不满，纷纷迁往其他海域去了。到汉桓帝时(147～167年)孟尝任合浦太守，革除前弊，与民休息，对珍珠实行有限度的开采，使珠母有繁殖的余地，采珠业重新恢复，跑到别的海域的珍珠又回到合浦珠池来，这就是合浦“去珠复还”的故事(《后汉书·孟尝传》)。这就是说，当时的人已懂得对于珍珠的采集必须适度，只有控制地采集，才能保证珍珠的自然繁殖，使珍珠采集业得到可持续的发展，也正因如此，合浦珍珠在这时已名满天下。

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与商业贸易的繁盛，构成汉代合浦作为海上贸易大港的形象。

 
四、汉代合浦港进出口的主要物品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从徐闻、合浦出发的海船，是“赍黄金、杂缯而往”，“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仅从字面上来看，带出去的是黄金、杂缯，带回来的是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

我们首先看带出去的。

黄金是一种贵重金属。色泽艳丽，不生锈，不变质，是人类最早开发的和利用的金属之一。《管子·地数篇》说：“黄金为中币”，可见从春秋时期开始，我国已把黄金作货币使用。到战国时期，以楚国为首，黄金在市面上流通量已很大，出现了扁圆状的金饼和版块状的金版等多种形式的黄金货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货币法定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以镒(24两)为单位，主要用于皇帝赏赐和大宗支付及储藏；铜钱为下币，以半两(12珠)为单位，主要用于日常交易。汉承秦制，继续实行货币制度二等制，但黄金的计算单位由镒改为斤，铜钱开始仍铸为“半两”，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起改铸为“五铢”钱，通行全国。汉代的黄金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等多种职能，使用的数量相当惊人。

黄金作为货币储藏手段和大宗支付手段，也用于给死者陪葬。在合浦、贵港、梧州，乃至广州的汉墓中确实有黄金发现。合浦望牛岭1号墓、贵港罗泊湾2号墓都出土过金饼。望牛岭出土2枚，罗泊湾出土1枚。这3枚金饼都是圆饼形的，正面凹陷，刻有铭文，背面稍隆起，比较粗糙。望牛岭1号墓的金饼，一枚直径6.3厘米，重249克，刻一个“大”字，在“大”字下方再细刻了“太史”二字；一枚直径6.5厘米，重247克，刻一个“阮”字，在“阮”字上方细刻一个“位”字；罗泊湾2号墓的金饼直径5.5厘米，重239克，刻的铭文是“—XX川”⒁。这3枚金饼的大小、轻重都比较接近，与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金饼规格相近。汉代规定“一黄金一斤”，这3枚金饼的实际重量都接近汉代标准重量一斤，也与文献记载相合。金饼是溶铸的，面上的铭文是后刻的，“大”、“阮”等字可能是物主姓氏，“—XX川”应是数字编码。金饼在合浦、贵港的发现，也是海上贸易用作大宗支付手段或国际货币的反映。

此外，1979年在合浦凸鬼岭1号墓，1986年在合浦风门岭10号墓各出土过戒指一对(2枚)，1990年在合浦黄泥岗l号墓出土过龙首金带钩一枚，重55克，1993年在风门岭4号墓出土过金戒指、金珠，1995年在合浦平田磨壤9号墓出土过金串珠6枚。这些金器有的是当地官僚贵族的用器，有的可能是原来准备出海的商品，后来转为“内销”，成了陪葬品。

与此相反，从海外进口来的也不乏黄金饰品。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花泡饰，呈半球形，泡壁极薄，泡里在底口稍下处焊接一根横梁，以供连缀。球面形的泡体上有9组图纹，都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这种焊接工艺与中国传统的金银细工不同，而与西方出土的多面金珠上的焊接相同，因此被认为是海外输入品。与西汉南越王墓类似金花球在合浦汉墓也出土过，1 978年合浦环城乡北插江盐堆1号墓出土金手链、金花球一串共20枚，⒂其中金手链珠14枚，有10枚是橄榄核形的，有4枚是棒槌形的，都有穿孔；金花球6枚，多边形球体，外缘有粘珠。1986年在合浦风门岭10号墓又出土金花球2枚，1995年在北插江4号墓出土金花球14枚，形制与盐堆1号墓的相似。它们也应是从海外输入的。

从海外带进来的各种珠饰，包括玛瑙、琥珀、琉璃在内，更是五花八门。

璧琉璃，有时又写作“流离”、“陆离”、“琳”，实是古玻璃。关于广西出土的汉代玻璃，我们在前一节已作了分析。开始可能作为奇珍异物从海外输入，但很快，岭南地区的工匠学到了烧制玻璃技术，利用当地原料，烧制富有地方特色的玻璃，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冲击了进口玻璃市场，因此，真正从南洋进口的玻璃留存很少。

至于玛瑙、水晶、琥珀，我们以前仅从合浦、贵港、梧州、贺州等地汉墓所出作过粗略统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计有玛瑙珠220件、缠丝玛瑙珠12枚，苔丝玛瑙珠17枚，肉红石髓珠88枚，另有玛瑙环2件、玛瑙耳珰5件、玛瑙耳塞2件、玛瑙扣16件、玛瑙戒指1件，玛瑙盘龙饰1件，肉红石髓狮6件、肉红石髓雕鹅5件；有水晶珠100多枚，绿松石珠10多枚；有琥珀珠250多枚，琥珀小动物雕饰2件，琥珀雕狮3件，琥珀印章3枚，琥珀指环1枚等等。

世界各地产玛瑙的地方很多，我国云南保山县玛瑙山产的玛瑙也很出名。但在汉晋时期，都以为玛瑙出自西域，或谓大秦多玛瑙。合浦汉墓出土这样多的玛瑙不能否认它们有从海外输入的成分。琥珀的产地，在欧州主要是波罗的海沿岸，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当时永昌牢夷(今云南西部)、缅甸的北部和大秦国也有出产，在欧洲，很早就把琥珀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琥珀的价值十分昂贵，用琥珀雕成的小动物雕像更加值钱。合浦堂排汉墓有用琥珀雕成的小狮子，也有用肉红石髓雕成的狮子和鹅，我国原来没有狮子，狮子只产于印度、欧洲东南部、非洲及叙利亚，至汉代狮子才开始输入我国，西域各国常以狮子来献，狮子雕像出于合浦汉墓．也是琥珀、玛瑙从海上输入的例证。⒃

从海上输入香料的问题，《西汉南越王墓》和《广州汉墓》两书已作过详细的论述，在广州汉墓中不但出土焚香用的熏炉，而且还出土了香料实物，在合浦、贵港、梧州、兴安的汉墓中也有类似的熏炉出土，更增加了这方面的证据，说明南洋来的龙脑香也有从合浦港登陆进入中国内地的。中国通过合浦港与海外的贸易除了成品商品的交易以外，也不排除还有原料的输入和技术的引进。如玛瑙、琥珀的输入，中国工匠利用这些原材料加工成中国传统的用品，如玛瑙戒指、玛瑙耳珰、玛瑙耳塞、琥珀印章等。技术的引进，如玻璃烧造，吸收西方的技术，利用当地的原材料加以制造。

通过考古发现的研究，合浦作为汉代中国南方海上贸易大港的形象日益凸现出来。

注：
①雷坚：《广西建置沿革考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
②梁旭达、邓兰：《汉代合浦郡与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③徐俊鸣：《两广地理》，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8月。
④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考古》1977年第4期。
⑤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
⑦苏秉琦：《岭南考古开题～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序》，1998年。
⑧《广西通志·自然地志》第7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⑨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10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
⑩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
⑾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第11期。
⑿蒋廷瑜：《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待刊稿。
⒀黄启善：《广西古代玻璃制品的发现及其研究》，《考古》1988年第3期：《广西发现汉代的玻璃器》，《文物》1992年第4期。
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
⒂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
⒃张荣芳：《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
(选自《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作者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