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古代玻璃瓶目前仅见3件，分别出土于瑞安县慧光塔和杭州雷峰塔地宫中。本文对这3件玻璃瓶从器形、纹饰、制作工艺、玻璃质量等方面作了初步分析，认为这3件玻璃瓶代表了我国古代玻璃制品的铅钡玻璃和钠钙玻璃这两大不同系统以及国产与舶来两个不同的来源。文章还对玻璃瓶的用途作了探讨。

　　玻璃在我国古代又称琉璃、料器，此外在古代文献中还有“缪琳”、“流离”、“药玉”、“颇黎”、“水玉”、“水精”等多种名称。西方玻璃诞生在大约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我国在大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已能生产玻璃。西方玻璃属于以钠钙为原料的钠钙系统，我国古代玻璃则属于以铅钡为原料的铅钡系统。在我国境内发现的玻璃制品，其来源有二：一是本土生产的国产品；一是通过陆路、海路以商品、贡品的形式输入的舶来品，包括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

　　迄今为止，浙江境内也出土了许多古代玻璃制品，且均见于佛塔地宫中。这些玻璃制品多为玻璃珠，器皿类很少。器皿类中，瓶只有3件（1件已碎），分别出土于瑞安县慧光塔和杭州雷峰塔地宫中。这3件玻璃瓶恰恰代表了我国古代玻璃制品的两大不同系统以及国产与舶来两个不同的来源。

　　一
　　1966年瑞安县慧光塔内出土了两件玻璃瓶（1）。其中1件小玻璃瓶已碎。另外1件蓝色磨花高颈玻璃瓶现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该瓶通高9厘米，颈高4.5厘米，外口径3.6厘米，内口径1厘米，腹部最大径5厘米，底径3.2厘米，重57.8克（含内容物）。宽平折沿，细长颈，圆肩，球形腹，喇叭形圈足，小平底。颈自下而上略有收狭，上部磨刻二道凹弦纹，下部磨刻四个大小略有不一、不甚规整的圆拱形图案。肩部磨刻一道凹弦纹和一周12个排列不甚规整的橄榄形磨饰。腹部磨刻的曲线及橄榄形构成三组折枝纹，简洁而粗放，与金银器上装饰的枝蔓缠绕的缠枝纹明显不同。器底厚而呈深蓝色，与器身的浅蓝色形成鲜明对比，底部中心留有制作过程中使用铁棒技术的疤痕。瓶几无风化，光洁无锈，透明度很好，气泡和杂质极少，具有很高的玻璃熔制水平。瓶内壁为光滑的自由表面，外壁有水平纹理，特别是平展的口沿部位纹理非常明显，可知此瓶是采用模吹成型的。瓶内贮白色细珠粒。

　　无独有偶，与此瓶在器形、纹饰、工艺、性质等方面相似的玻璃瓶国内还发现了4件，分别出土于河北定县5号塔基（976）（2）、内蒙古哲盟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1018）（3）、安徽无为舍利塔基（1036）（4）、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1058）（5）。此外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伊斯兰艺术馆、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州康宁博物馆及洛杉矶汉斯·孔等都收藏有这类玻璃瓶（6）。这类玻璃瓶正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玻璃瓶。

　　首先，从器形上看，这几件玻璃瓶尚存些微差别，可划分为三型（参见附表）。A型：器形厚重，蓝色透明。直口，圆唇，颈较粗外侈，折肩，筒形腹，大平底。颈部和腹部磨刻几何形花纹。河北定县5号塔基和安徽无为舍利塔基中出土的玻璃瓶可归入此型。B型：这一型器物形体较大，通高均在20厘米左右，无色透明。宽平折沿，细长颈，颈自下而上略有收狭，折肩，筒形腹，大平底或略内凹。颈部和腹部磨刻几何形花纹。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和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中出土及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伊斯兰艺术馆、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馆、纽约州康宁博物馆、洛杉矶汉斯·孔收藏的玻璃瓶等均可归入此型。C型：瑞安慧光塔中出土的磨花高颈玻璃瓶在这一型中尚属孤例。将这三型器物进行比较后发现，A型和B型在折肩、筒形腹、大平底等方面是完全相同的，B型和C型在颈部上则是毫无二致的。这种特殊的器形是10～11世纪伊斯兰玻璃的流行式样，在此之前我国的器物中很难找到与此雷同的器形，而在此稍晚的北宋晚期、南宋时期的瓷器中则有发现。1987年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址中出土的折肩瓶（7）、1996年杭州老虎洞窑址中出土的被命名为“纸槌瓶”的一类瓷器（8），与这种伊斯兰风格的器形，特别是和B型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或即是受这种伊斯兰玻璃瓶影响的产物。

　　其次，从纹饰特点上看，这几件玻璃瓶无一例外在颈或肩部磨饰圆拱形、椭圆形、菱形、橄榄形、矩形等几何图案，腹部磨饰或繁或简的几何曲线，繁缛的曲线配上各种几何形往往构成一定的图案纹饰，如漩涡纹、菱形纹、折枝纹等。刻花、磨花是伊斯兰玻璃中常见的装饰手法，而国产玻璃则罕有这种装饰。刻花和磨花都是玻璃的冷加工方法，刻花是利用直径较小的砂轮，形成细深的线条，磨花是使用直径较大的砂轮，形成平面、凹面。玻璃瓶的颈、肩和腹部就是采用磨花、刻花或者磨刻花兼施的方法，从而使其产生不同的装饰效果。这里插入一句，有学者试图根据国内出土的这几件玻璃瓶的器形、纹饰等的变化来寻求其发展规律，曾得出这样的结论：“瓶口由直口发展到宽折沿，纹饰由比较繁缛的几何纹发展到较简单的线条。其中只有无为宋塔的刻花瓶与这种发展规律稍有出入，有可能该瓶的制造年代早于塔的年代，很可能早到10世纪末。”（9）倘若引入国外的标本，那么这个结论还值得商榷。一是可资对比的标本太少，二是这些标本的确切年代已无从得知，只能根据塔或墓葬的年代或共出的纪年器物来判定其相对年代，在这个弹性较大的时间段内，很难说究竟孰早孰晚。要想判断器物的发展序列困难还是很大的。基于此，我们认为一种器类可能存在着几个类型，而这些类型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是并行发展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时间早晚上的差别。

　　再次，从制作工艺上看，上述几件玻璃瓶器形规整，内壁很光滑，外壁有水平纹理，表明是模吹成型的。因为规整的器形是无模自由吹制所难以掌握的，玻璃液在气体的作用下内壁形成自由表面所以光滑，外壁由于与模子接触，在旋转的过程中形成水平纹理。玻璃吹制技术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这种先进便捷的技术一经发明便迅速传播开来，公元5世纪传入我国。我国国产玻璃遂在传统的铸造法基础之上，吸收了这种吹制法并广泛加以利用。

　　最后，从玻璃质量上看，通过观察实物以及根据资料原文中的描述和发表的照片可知，这几件玻璃瓶的质量均较好，透明度很高，气泡和杂质很少，并有一定的厚度，具备西方钠钙玻璃典型的特点。其中国内发现的标本中，定县5号塔基和蓟县独乐寺白塔中出土的玻璃瓶经测定是西方的钠钙玻璃，与伊斯兰玻璃成分相符。

　　综上这几件玻璃瓶从器形、纹饰、制作工艺、玻璃质量等方面都表现出伊斯兰玻璃的独有风格与特点，属于西方钠钙玻璃系统。伊斯兰玻璃是公元7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崛起后在地中海东岸和伊朗高原原罗马和萨珊玻璃产地生产的玻璃，一直持续发展到公元15世纪。它直接继承了罗马和萨珊玻璃传统，并于公元9世纪开始形成自己独特风格。本文涉及到的这几件伊斯兰玻璃瓶实例其相对年代均在公元9～11世纪，这一时期正是伊斯兰玻璃影响波及广泛的时期，玻璃制品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世界各地。

　　目前，我国境内已出土了一定数量的伊斯兰玻璃器，文中的几件玻璃瓶可说是其中的精品，特别是瑞安慧光塔中出土的这件蓝色磨花高颈玻璃瓶以其别致的造型而备受瞩目。慧光塔建于公元1034年，那么该瓶的相对年代下限应为公元11世纪。这一时间正值我国的宋代，中外往来陆路上继续沿用古丝绸之路，海上交通的发展使海路成为一条联系中外的繁忙通途。有学者根据文献中关于这一时期中外往来的记载及瑞安滨海的地理情况，推定这件玻璃瓶是从海路输入的舶来品（10），其结论是可信的。

　　二
　　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宫内也出土了一件玻璃瓶。关于这件器物的具体情况，其发掘简报作如下描述：“出土时已残破，葫芦形，器壁极薄，外表呈浅绿色，残高3.2，最大腹径2.9厘米。”（11）《雷峰遗珍》认为此器物的质料是域内生产的铅钡玻璃（12）。笔者再根据刊登在发掘简报中的该玻璃瓶的彩色照片试做几点补充及发表一下对此器物的粗浅认识。

　　与此器物在形状、纹饰、性质、现状等方面如出一辙的可信手举几例，河北定县北魏石函、甘肃泾川县唐代舍利石函、黑龙江宁安县唐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甘肃灵台舍利石棺、河北定县5、6号宋代塔基、河南密县北宋塔基、江苏连云港海淸寺阿育王塔、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等中都曾出土过这类玻璃瓶（13）。

　　让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这件器物。其一，此器溜肩，圆腹，小平底。虽然此器颈及口部已残破，但从残存的颈部曲线仍不难推想原物的形状。这种器形不独在同种质地的器物中大量存在，而且在同时代的金银器中也比比皆是。远者不说，雷峰塔地宫中就有一件小巧的錾花金瓶与其共出，此外慧光塔内出土的舍利银瓶和鎏金舍利银龛内置的金瓶等都是此物最好的写形。但是金银器与玻璃器由于工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者在细微之处可能存在差别，如上述金银器口沿外侈或卷沿，玻璃器口部往往经烧口而呈圆唇。当然这仅仅是微小差异，其大体形状仍是相近的，这种器形习惯上称为葫芦瓶，是我国传统的器物器形，在国外则几乎不见。

　　其二，该器物风化严重，表面附着有大片的黄色风化层，杂小白斑点，不透明（按：可能是瓶内外风化严重所致），但表面光泽度很好，能反光。我们知道古代玻璃的化学稳定性差，长期受到潮湿空气、雨水或地下水的侵蚀极易风化，在这方面铅钡玻璃尤甚于钠钙玻璃。并且二者在风化后形成的风化层也有差别，铅钡玻璃的风化层不易起层；而钠钙玻璃的风化层则起层，易剥落，风化层质地疏脆。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件玻璃瓶为什么在地宫中潮湿的环境（按：早年曾进水）下历经千年，尽管风化严重，但表面依旧很光滑，那是因为这件玻璃瓶为铅钡玻璃，而且含铅量很高（按：我国传统的铅钡玻璃在隋代转变为高铅玻璃），形成的风化层紧密附着在瓶的表面。对于铅的化学性质的认识，我们祖先在陶瓷业上早就烂熟于胸。铅本身不仅是铅钡玻璃的组成成分，而且在制造玻璃的过程中产生的氧化铅提高了玻璃的折射率，表现出来就是其光泽艳丽，美于钠钙玻璃。但是由于铅的化学稳定性差，使得高铅玻璃不耐腐蚀，所以出土物往往暗淡无光，表面附有厚厚的黄白色风化层，已难见当年的色泽。雷峰塔地宫中出土的这件玻璃瓶表面尚有光泽，能反光，依稀可见其昔日风采，保存到如此状况倒是殊为不易。

　　其三，该器物薄如蛋壳，素面，无纹饰。国产玻璃器皿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壁薄，因此多用薄如蛋壳或薄如纸来形容其薄。由于壁薄因而易碎，所以在所发现的国产玻璃制品中大部分已破碎，少有完整者。素面，无纹饰，这种装饰特点也是国产玻璃的典型艺术风格，这与我国善于在陶瓷器、金银器、漆器等上装饰繁缛花纹的工艺传统大相径庭。其原因或许是受玻璃原料、性质、技术等方面的限制。

　　最后，此器形体小巧，外表光滑。形体小巧可以说是古代国产玻璃器皿在造型上的重要特点之一。外表光滑表明此瓶是采用无模自由吹制而成的，因为在运用无模自由吹制的过程中，器物内外壁均形成自由表面。无模自由吹制是玻璃吹制工艺的一种方法，比较适用于形体小巧的器物，当它传入我国以后，这种简单的技术便逐渐取代了传统复杂的铸造法，使国产玻璃的生产出现了飞跃。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雷峰塔地宫中出土的玻璃瓶属于我国传统的铅钡玻璃系统。在这里让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瑞安慧光塔中出土的那件已碎的玻璃瓶，据原发掘报告描述：瓶高约3～4厘米，小口，平底，薄如蛋壳，已碎。我们以为这件玻璃瓶的性质应与雷峰塔地宫中出土者相同，也是域内生产的铅钡玻璃，而且也可能是葫芦瓶。

　　三
　　瑞安慧光塔和杭州雷峰塔地宫中出土的玻璃瓶分属于西方钠钙玻璃和国产铅钡玻璃系统，从中不难发现这两大玻璃系统的一些特性和两者之间的差异。对此，我国古代早有认识。汉王充在《论衡》中就已道出古代国产玻璃色泽“比之真玉，光不殊别”的优点；唐人颜师古在为《汉书·西域传》作注时又指出了国产玻璃质地“虚脆不贞”的缺点；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说出了西方玻璃“滋润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的特点；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三中将国产玻璃和西方玻璃作了比较并精确地总结：“然中国所铸有异于西域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则轻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舶者，制差朴钝，而色亦微暗，其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是名蕃琉璃也。”

　　实际上，国产玻璃与西方玻璃存在的这些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两类玻璃制品在用途上的一些差别。国产玻璃色泽鲜艳，质地薄脆，含铅量高，多用于制造装饰品、观赏品、陈设品等，少有水器、食具等实用器。我国古代玻璃制造业在当时一直未进入主流手工业，其产品被视作稀有珍罕之物，这从玻璃器多出于皇室贵胄墓葬或佛塔地宫中可见一斑。西方玻璃质量好，有一定的强度，耐高温，耐寒暑，不仅用于制造装饰品、观赏品、陈设品，更多的是制造盛水、食物、酒、香料等的实用器，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这自然与其悠久的制造历史、成熟的制作技术和高超的工艺水平是分不开的。

　　具体到本文的这3件玻璃瓶其用途又如何呢？瑞安慧光塔内出土的蓝色磨花高颈玻璃瓶瓶内装白色细珠粒，其用途显然是用来盛装舍利的。佛典《如意宝珠金轮咒王经》载：“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等造做舍利。……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沙石即为舍利，亦可用药草、竹木、根节造做舍利。”可见，舍利可以用其它材料仿制或代用，称之为影骨舍利，它与从佛肉身上遗留下来的真身舍利具有同等功德，应受到与真身舍利相同的供养。在实际发现中真身舍利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是影骨舍利。像瓶中的细碎珠粒，有荧光，类珍珠，就是影骨舍利。用瓶盛装舍利，其习由来已久。

　　佛经《涅槃经后分》在记述释迦涅槃后的荼毗法则中云“……荼毗如来。荼毗已讫，天人四众，收取舍利，盛七宝瓶。……起七宝塔，塔开四门，安置舍利。”这种对舍利的最初的处置方法，可谓开后世用瓶收贮舍利的滥觞，并逐渐相沿，最终形成舍利瓶制度。制作舍利瓶的材料有金、银、玻璃、青白瓷、陶、木等多种，尤以作为佛家七宝的金、银、玻璃等制作者多见。从实际发现来看，安放舍利瓶似乎也有一定的讲究，舍利瓶大多被放置在舍利函或舍利盒内，再一并瘗埋在塔基地宫中。随着佛教的发展，盛装舍利的舍利容器又衍生出舍利塔、舍利函、舍利棺、舍利盒、舍利匣、舍利罂、舍利罐等，而舍利瓶不过是这众多的舍利器中的一种。

　　至于瑞安慧光塔内和雷峰塔地宫中出土的小玻璃瓶，两瓶内空无一物。目前发现的这类小玻璃瓶皆出于佛塔中，瓶内或装舍利，或无一物。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这类小巧玲珑的葫芦形玻璃瓶应该是为佛门定制的专用之物，或作为盛装舍利的舍利容器，或作为珍贵的供养品礼佛。

注  释
（1）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文物》，《文物》1973年1期。
（2）河北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3）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4）《无为宋塔下出土的文物》，《文物》1972年1期。
（5）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等：《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年1期。
（6）资料转自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4期；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年12期；安家瑶：《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器皿及有关问题》，《辽陈国公主墓》（1993年）附录五。
（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年11期。
（8）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
（9）（10）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4期。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雷峰塔五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5期。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雷峰遗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9月。
（13）河北省文化局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5期；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文物》1966年3期；宁安县文物管理所等：《黑龙江省宁安县出土的舍利函》，《文物资料丛刊》2，1978年；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分队等：《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6期；秦明智、刘得祯：《灵台舍利石棺》，《文物》1983年2期；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年10期；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文物出土记》，《文物》1981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