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马葡萄镜 葡萄最初写作蒲陶，是汉代从西域传人的植物品种。当时一般以其果实鲜食，后又用以酿酒，并常用为器物的纹饰图案。葡萄在西方人工栽培和酿酒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四千年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并由此传播到希腊和意大利，罗马人或希腊人又把它移植到高卢(今法国)和莱茵河两岸。汉时，西域诸国大都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葡萄之名也就有可能出自属于伊朗语族的大宛语。
葡萄从西域传人后，汉人用它作为一种新颖的装饰题材，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葡萄锦，考古发现也有东汉时期以葡萄为纹饰的丝织品和毛织品。更有铜铸的海马葡萄镜或称瑞兽葡萄镜，一向都被古今中外鉴赏家们视为工艺珍品。镜中心为兽钮或圆钮，内轮主要有各种瑞兽，多姿多态活跃其间，外轮或间有飞禽、蜂蝶等，两轮空间都环绕着结枝葡萄，果实累累，枝蔓转曲。从图案内容来看，具有浓厚的西域艺术风格；但构图饱满，线条繁复而通畅，又表现出中国传统的装饰情趣。一镜之上中西艺术融会无间(图19一4)①。
萨珊银币及东罗马金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中亚、西亚的往来频繁，在物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以及阿拉伯金币也传人我国。萨珊王朝是继安息王朝之后的又一王朝，其中心即在今伊朗高原，其起讫年代为226—641年。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盛时疆域包括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外高加索的一部分。它就是魏晋时期中国人向西可以接触到的最远的大国。中国史籍中的“拂菻”实指东罗马帝国，其起讫年代为395～14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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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迄今为止，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出土了1200枚以上，数量之多、地域之广，令人惊叹。从分布地域上看，从西北地区到东南沿海均有出土。从银币上打压的萨珊国王的名字看，该王朝的12位国王制作的银币都曾传到中国。东罗马金币及其阿拉伯仿制品也传到了中国。西安还曾出土过阿拉伯金币，其两面都有阿拉伯语的铭文，制作年代在702～747年间。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的出土，对于研究中西交通路线和中西贸易状况以及中西民俗交流都具有很大意义。据有的学者研究，萨珊银币也有被用做收藏品、随葬品、装饰品和“功德”物件等①。
西方玻璃器的流传 中国古代很早就能烧造玻璃。从出土情况看，前11世纪西周早期墓葬中就有玻璃管、玻璃珠。惟中国古玻璃从成分上有别于西方的玻璃。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就有身毒(印度)进贡白光玻璃器皿；汉武帝亦曾把“与冰相洁”的玉晶盘(玻璃盘)赐给臣下。其后，外国使者、商人把埃及、拜占庭、伊朗等地所产玻璃器作为珍品输入中国的记载，史不绝书。在东罗马帝国时期，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玻璃制造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流人中国的玻璃多数也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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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鼐：《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0年第8期；《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在考古发掘及传世文物中，西方玻璃器皿也较多，它们广泛见于新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甚至在东北的辽河流域也有出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的一部分蜻蜓眼式的玻璃珠，很有可能就是从中亚、西亚传人我国的。在辽宁北票市的冯素弗墓(451年)出土了5件玻璃器，其中的鸭形器最具代表性。这种鸭形器与5世纪地中海地区流行的一种鸟形玻璃器极为相似，是典型的罗马玻璃①。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上，作透明状的碗、杯、盘、钵、瓶的绘图，数量几近百件，其时代自隋经唐历五代到西夏，无代不有。据分析，所画的这些玻璃器皿或是拜占庭式，或是萨珊波斯式，或为伊斯兰式。西方玻璃器皿在敦煌壁画上的大量出现，是与当时社会流行趋势相一致的。所以有学者提出，中西陆上交通之道“不仅是丝绸之路，而且也是玻璃之路”。
波斯锦 从五六世纪起，波斯已出现丝织业。在其织物中，波斯锦最为著名。波斯锦进人中国的最早记载是梁朝普通元年(520年)，此后文献上屡有载录。波斯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织造技术上采用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二是其花纹图案独具风格，一般认为最为典型的是联珠动物纹。在吐鲁番等地陆续出土了大量联珠纹织锦，其时代被断定在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联珠纹中的动物主体有狮、象、鸭、鹰、天马、羚羊、骆驼和野猪等(图19--5)。据研究，这类联珠纹锦既有外来产品，也有中原本地织造的。当时，中原所产的联珠纹织锦远销至葱岭东西，同时也在中原地区流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隋代“胡王”联珠牵驼纹织锦尤其具有代表意义，汉字“胡王”、萨珊波斯风格的联珠纹饰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沙漠之舟合在一起，具体地表现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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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伯达：《中国古代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概述》，载《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o，《金银玻璃珐琅器》，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在出土的波斯锦上，还可以看到更深层的精神文化上的交流。波斯锦图案中的动物主题中，至少狮、马和野猪直接与祆教有关。袄教除以火代表火神外，还以狮代表信约之神，以马代表勇气之神，以野猪代表胜利之神。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织锦上也有野猪的图案。这并非是偶然，因为从四五世纪起，袄教已在高昌地区流行，而波斯锦上这种纹饰主体正是与萨珊波斯的国教一一袄教联系在一起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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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冈崎敬：《(增补)东西交涉的考古学》，(日本)平繁社1980年版。
有翼天使和敦煌飞天 在新疆若羌县米兰镇出土的极具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米兰佛寺壁画，为4世纪鄯善国时期的佛教遗迹，保存较好的壁画有释迦牟尼与6弟子像，具有浓郁的希腊艺术风格。尤其是“有翼天使”画，共出土7幅，画面上呈现的是长有双翼的青少年男子形象(图19--6)。据研究，他们都是佛教中的香神，也就是音乐之神。在印度本土，他们身上没有翅膀。米兰有翼天使的形象显然是从希腊罗马艺术中的天使嫁接而来，可以说就是希腊神话中爱神的翻版①。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壁画上也有香神，已大量表现为身披飘带、给人以飘飞感的男女人体，形成我们中国人所称的“飞天”。飞天已没有翅膀，但飘带的两端常呈尖翅形。壁画中还有带翅膀的虚空夜叉。而在克孜尔出土的舍利盒上仍见有翼天使。由此可以推断飞天的形象正是从有翼天使演化来的，这种演化既遵循了印度佛教的原意，又从中国道教羽人形象中得到了启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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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梅村：《西域文明》，图版6，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宿白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6·新疆石窟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形象显然又是克孜尔飞天的发展和完善。他们的形象更加自然飘逸，成为敦煌壁画中最具生气的组成部分。敦煌壁画中已罕见飞天作为夫妇乐神的形象出现，而多表现为神化了的中性人物。到了隋唐时期，所画飞天已完全女性化。至此，飞天的形象已完全中国化了①。
(3)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活跃
与前代相比，唐代的中西交通有三个特点：
一、陆上丝绸之路沿袭前代，但支线众多，更加发达。绿洲之路随着安西四镇的设置而一度空前畅通。在这条路线遭到吐蕃阻隔的情况下，草原之路又显得十分重要。
二、641年文成公主人藏，汉藏关系加强以后，中印藏道得到开辟，唐朝使臣王玄策出使印度走的就是这条陆道。可惜好景不长，大约在7世纪后期，这条道路已基本关闭。后来，唐人又开辟了经由南诏(中心在云南大理)到达缅甸的通道。三、唐代的海上交通远胜前代。从8世纪下半叶起到9世纪70年代的百余年间，由于唐、室利佛逝(今东南亚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和阿拉伯势力的强盛，东西海上交通得到空前发展。中国海船西行可越过印度次大陆南端的科摩林角，直至波斯湾、红海，陶瓷之路得到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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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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