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瑙兽首杯  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了一件玛瑙兽首杯，为国内仅见之孤品。此杯长15．5厘米，高6．5厘米，用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制作。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头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像牛，兽首的口鼻部装有笼嘴状的金帽，能够卸下，内部有流，杯里的酒可自流中泄出。此杯琢工精细，通体呈玻璃光泽，晶莹瑰丽，熠熠生辉，是一件极其罕见的古文物(图19---7)①。从轮廓上看，这种弧形的酒杯颇似兽角，故亦称角杯。这类角杯起源于西方，希腊人称之为“来通”，因为它像一只漏斗，可用于注神酒。当时相信来通酒杯是圣物，用它注酒可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则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传到亚洲以后，来通广泛流行于自美索不达米亚至外阿姆河地带的广大区域中，甚至进入中国。我国境内时代最早的来通发现于新疆和田约特干遗址，其时代约在3—4世纪，其造型显然是由萨珊波斯经中亚传来的。陶质器身雕塑出长须人像，下部为牛首形其顶端有泄水孑乙(图19—8)②。

------------------------

①  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②  新疆文物局等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

来通在内地出现的时间不晚于6世纪，其质地、风格已极具中国化，是用瓷器制成。用来通饮酒，饮者须仰承自上方下注之酒，这种方式与中国传统用杯饮酒的习惯迥异。所以在唐代以后逐渐向杯形器转化。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玛瑙兽首杯，其造型仿自中亚，制作年代约为8世纪前期；从风格上看，它应出自唐朝工匠之手，是在东西方古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重要文物①。

    莫谢瓦亚·巴勒卡墓地莫谢瓦亚。巴勒卡墓地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山区库班河上游。该墓地出土有许多丝织品，同时在附近的墓地也出土丝织品残片多件。据研究，这些丝织品的年代属于八九世纪，大部分产于中亚各国，小部分产于中国和拜占庭。在大量出土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联珠纹怪兽纹样的锦袍、中国绢画和汉文文书。锦袍汇聚了四种丝织文化：用料是伊朗萨珊王朝以后(651年以后)的波斯锦，内衬沿边缝有兰花纹样的中亚昭武九姓丝绸，领口前方镶以小块直角形拜占庭丝料，而袍带和饰纽则用黑底浅花纹的中国羽纱做成②。中国绢画上画有山间骑士。汉文文书残卷上存有草体墨书，这是迄今发现的西传最远的汉文文书。

--------------------

①  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②  冈崎敬：《(增补)东西交涉的考古学》，(日本)平繁社1980年版。

    上述墓地属于北高加索阿兰文化。对于阿兰，张骞通西域时已有所知，始记作“奄蔡”，后又记做阿兰、阿思和阿速等。在西突厥强盛时，掌握东西方丝绸贸易的粟特商人，为了避开伊朗萨珊王朝在西亚的贸易控制，往往从撒马尔罕或布哈拉向西北行，进至里海以北，再西进至北高加索以及里海港口。这本是欧亚草原之路与沙漠中绿洲之间的一条南北通道。莫谢瓦亚·巴勒卡墓葬遗物表明，在八九世纪时，这一通道在东西文化沟通中仍起着显著的作用①。

    陶瓷之路和唐三彩  从8世纪中叶起，中西交通贸易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中国原来外销的主要产品是丝绸，而在此之后，除丝绸外，陶瓷制品所占比重也逐渐加强；二是经由南海至西亚、非洲的海路发展起来，逐渐取代经由中亚沙漠绿洲的陆上丝绸之路而进居首位。基于这种变化，一些学者将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海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又有学者根据海道有大量外销陶瓷的特点，称其为“陶瓷之路”。当然，也有数量巨大的陶瓷制品经由陆路传播到了朝鲜半岛、蒙古高原、中亚和西亚等地，这已为众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但唐三彩的传播却是个例外，那些在伊朗、埃及等地发现的唐三彩都是经由海路运过去的，因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如河西走廊、新疆地区均未发现唐三彩的踪迹。

中国陶瓷大量外销和中西贸易通道的变化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一方面，自唐代以后，中国制瓷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南方经济的发展为陶瓷大量远销海外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发达的造船业亦可为远洋贸易提供数量可观、质量坚固的海舶，所建造的大海舶可长达20丈。唐人的航海技术也大有进步，特别是对季风的熟练利用，使中国海舶能够借助风势在印度洋水域航行得更远。而海运陶瓷制品显然比走陆路更为安全、便捷，载运量又大，于是“陶瓷之路”应运而生。当然，也由于从8世纪中叶起陆上丝绸之路长期遭到遮隔，使西方的商人逐渐冷淡陆路而选择海道。

-------------------------

①  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经由陶瓷之路，中国的陶瓷远销海外，其中以越窑青瓷数量居多，它们深受欧亚非各国人们的喜爱。根据考古发现，朝鲜、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以及北非的埃及、东非的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都有唐五代瓷器碎片出土。至于宋元明清各代的瓷器遗物发现的就更加丰富，而且散布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些闪烁着光辉的中国文物在诉说着中华帝国昔日的历史。

    祆教、景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在与外界的交往中，中国文明在整个历史时期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外来宗教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除佛教、伊斯兰教传承下来外，其余的如袄教、摩尼教、景教、犹太教等都消融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些宗教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和在中国历史上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袄教又称拜火教、火教、火祆教，它为前6世纪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所创，因而又名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洁净、创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恶浊、不净、破坏、死亡是恶端。善端的最高神称做阿胡拉。玛兹达，即智慧或主宰之神；恶端的最高神是安格拉。曼纽，即凶神。祆教认为世界上善与恶一直斗争着，最终的结局将是善战胜恶；人类在这场斗争中，有权选择自己的立场，即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也可以说是袄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宣扬天定或前世的一个地方。祆教奉做斯古经》(即《阿维斯塔》)为经典，认为火是光明、善的代表，是玛兹达的象征，教徒必须崇拜火、崇拜天上表示光明的日月星辰。因其拜火，我国称之为拜火教；因其拜天，又称之为“胡天”。

    祆教至少在三国之初，就因来自西域的佛教徒的介绍而为我国所知。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由西域的高昌经河西走廊传至北方，再由北方传至江南，至唐代发展到鼎盛阶段。2000年在西安市北郊发现了一座罕见的北周大型墓葬。墓主人安伽，祖籍中亚的安国，粟特人，生前任北周的“同州萨保”。同州即今陕西大荔。萨保是官名，为梵语音译，其本义是商队队长。萨保的主要职掌是管理波斯商人和主持祆教祭祀。安伽墓是首次发现的萨保墓，与祆教直接有关，墓内的石雕图案具有典型的祆教特征，是研究祆教的珍贵资料①。袄教流行时期，不仅繁荣了唐代宗教、文学、美术和音乐等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影响到农民起义。如唐永徽(650～655年)初年在浙江西部爆发的陈硕真起义，就是以祆教为号召发动起来的。

    唐武宗会昌(840～845年)灭佛，祆教徒也被迫还俗，但后来又得到恢复。时至北宋末年，开封城北仍有祆祠，而且有祠祝主持其事。

古代中国称基督教为“景教”。实际上，该名是对基督教东方教会聂斯托利派的称谓。该派于5世纪形成于东罗马帝国，431年被斥为异端，聂斯托利及其追随者被驱逐出境，流亡波斯等地。在波斯得到波斯国王的支持，遂成立教会，致力于向东方传教。因此，中国史籍又称景教为“大秦教”或“波斯教”。7世纪时，聂斯托利派在中亚和中国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它在传人中国后不久自称景教。据称，景教之“景”，即取耶稣基督“世界之光”之义。在唐武宗灭佛之前，景教在中原地区有很大发展，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该教当时流行的一个极好例证。

--------------------------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

    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有“四大石碑”最富盛名。它们是：埃及的罗塞塔线形文希腊文双语石碑，西亚死海东岸摩押的希伯来文碑刻，中美洲阿兹台克文化的授时碑及中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无论是保存状况还是学术价值，景教碑都是无可比拟的，因而拥有“众碑之魁”的美称①。这方世界上著名的石碑约在明朝天启年间出土于陕西周至县。碑体为黑色石灰岩，高2．8米，宽o．85米，重达2吨。此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碑文用汉文和叙利亚文合刻，碑额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上正中刻有一“十”字。景教碑的问世首次揭示了基督教在唐朝传播近150年不见经传的历史，震惊了国际学术界和宗教界。此碑出土后立即受到当时耶稣会教士的重视，将碑文译成了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和英文等。

    该碑不仅是古代世界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碑文介绍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和传人中原后承蒙唐太宗之后六位皇帝的厚爱，在唐朝传教近150年的历史和建碑年月、碑文作者及景教教徒名单。碑文除引经据典吸收了大量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外，还借用众多佛教梵文术语，反映了印度人的思想智慧。此外，西亚的叙利亚文、波斯文词汇也融人其中，其内容更是体现西亚、欧洲基督教文化的精华。所以，景教碑被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丰碑。

    犹太教向欧洲发展的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记载，但向东方各国，尤其是向中国流传的情况却不十分清楚。20世纪初叶以来，中亚及毗邻地区一系列考古发现，尤其是敦煌文书的问世，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敦煌文书中有一份用希伯来文写的忏悔祈祷文，内容大都摘自《旧约·圣歌》。这就从实物证明，犹太教在8世纪左右流行于敦煌。中国西部地区另一件犹太遗物是在新疆和田地区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这是一封用希伯来文写的波斯语书信，其年代约在718年左右。10世纪中叶阿拉伯诗人米撒儿曾访问过于阗，并在他的名著《出使记》中介绍于阗六城之一的坎城说：“城内有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火祆教徒及佛教徒。”由此可知，迟至10世纪中叶，仍有犹太人在于阗生活。犹太人进人中国内地定居下来且留下显著踪迹的，当属宋代人华的开封犹太人。人元以后，记载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还有北京、杭州、宁波、南京、扬州、泉州和宁夏等地。

    根据在开封发现的犹太教《重建清真寺记》等碑记，进入开封的犹太人可能不止一批，但主要的一批是从中亚地区迁徙而来的。进入时代当在北宋。他们的宗教自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另一译法)、古教、回回古教、天教、天竺教，也被称为挑筋教、教经教、犹太教等。在开封定居的犹太人严格遵守犹太教的教律，但也吸收了中国文化(如尊孔祭祖)，特别是采用了汉姓。他们中间原来多是商人、工匠，明末清初已出现贡士、进士。直到19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掌教”去世，其寺院毁坏殆尽，才逐渐与回族、汉族相融合。而他们留存的文物与文献则一直受到宗教界和学术界的注目。其中的希伯来文经卷写在羊皮之上，其内容与西方流传的古本经卷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史籍称阿拉伯为“大食”。这是古代波斯、粟特和于阗等伊朗语系民族对阿拉伯人的称谓。早在穆罕默德(570—632年)时代，阿拉伯人即知东方有个中国。这位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曾有圣训曰：“即便学问远在中国，也当往而求之。”不过，最早到达中国的阿拉伯人不是传教士而是商人。大食与中国之间的交往最初是由民间贸易开始的。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后，迅速向四周扩张，从唐高宗时期开始与中国交往。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阿拉伯文物属于这个时期。唐代最重要的大食文物发现于陕西扶风法门寺。1987年，法门寺地宫宝藏埋没1000多年后再现人世，共发现金银器、琉璃器、丝织品和瓷器400余件。其中的枫叶纹直口琉璃碟、枫叶团花纹翻口沿蓝琉璃盘、贴花盘口黄琉璃瓶等，均是具有鲜明西亚风格的玻璃器皿。这些玻璃制品一改萨珊波斯和拜占庭以人物和动物为主题的艺术传统，代之以简洁的植物花纹和几何形图案，反映了伊斯兰教文化不崇拜偶像的文化特征。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发展，大批阿拉伯商人涌人广州、泉州和扬州等港口城市。唐朝政府在上述阿拉伯人聚集地设立“蕃坊”，任命官吏进行管理。大食商人苏来曼在851年写的一部《印度和中国见闻录》对唐代广州的蕃坊有详细的介绍。他说：“各地回教商贾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周必有数日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训诫”。这是伊斯兰教流行中国的最早纪录。但他又补充说：“中国、印度至是时，仍无一人信回教。”目前考古界仍未发现中国沿海城市唐代的伊斯兰文物。中国境内最早的清真寺是福建泉州的圣友寺。据寺内阿拉伯文碑刻，该寺始建于回历400年(公元1009～1010年)，相当于北宋大中祥符初年。发现最早的伊斯兰文物是1965年在泉州市郊出土的回历567年(公元1171年，南宋乾道七年)亚美尼亚人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墓碑①。

---------------------------

①林梅村：《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