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北方东方密切的文化交流

    (1)北方蒙古高原地区

    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青铜时代和早铁器时代的年代，大致为前第二千年中叶至前第一千年后半叶。在该国境内曾采集到大批属于青铜时代发达期的遗物，如兽首曲柄短剑、兽首刀、有銎斧等。其中短剑和刀的柄首往往为鹿、马及野绵羊的形象，这与中国商周之际的部分青铜器的风格是一致的。如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龙首曲茎折背刀，就属于内蒙古鄂尔多斯文化的典型器物。同类短剑在蒙古国南戈壁省、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湖赤塔地区和布利亚特托克利湖畔均有发现①。

    早期铁器时代以石板墓为典型遗存。随葬品以常见于中国北方的陶鬲和柄部饰有动物纹的铜刀为典型。结合贝加尔湖地区的发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早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已同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中原的丝织品、铜器、陶鬲传向北方；北方的马匹、马车及驯马术传人中原，这些交流虽不一定都是在和平的状态下进行的，但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彼此文化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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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战国至汉代，蒙古高原是匈奴民族的大本营。匈奴铁骑在向四周扩张的同时，也将中原文明及西方文明的文化因素吸收进来，使之成为自身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蒙古国发现有匈奴城址和墓葬。古城均呈方形，四面围以土墙，南北或四面设栅门。这些城址表明匈奴人在一定程度上过着定居生活，农业起辅助作用。匈奴墓葬年代约为前2世纪至1世纪。出土遗物有丝织品、毡毯、漆器、金银器、铜器、玉器及陶器等。除了典型的匈奴用具包括铜鍑、车马具、木桌、动物纹饰牌外，中原文物种类繁多，有铜灯、铜壶、花草纹铜镜，织有“新神灵广成寿万年”、“仙境”、“皇”等汉字的织锦，有“建平五年蜀郡西工造”汉字铭文的漆耳杯，玉器、“五铢”钱、卷云纹瓦当和陶器等汉代遗物，表明汉文化对匈奴文化有深刻影响。墓中还出土来自安息(今伊朗)、大夏(今阿富汗)和小亚细亚地区的毛织品。这些来自中原及中亚、西亚的文物，为研究匈奴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及汉匈关系、东西交通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到了唐代，突厥民族崛起于蒙古高原，其疆域西至中亚、小亚细亚。在同中原地区及西亚、欧洲的交往中，也大量吸收了这些文明的因素。如突厥人本无文字，最早借用了中亚粟特人的文字，在蒙古国布古特出土的、约在577～580年建立的突厥可汗记功碑，就是用粟特文和汉文刻成的。约从6世纪开始，突厥人借用西亚的阿拉美文并结合本民族的一些传统符号，创立了突厥文。从7～10世纪，突厥文曾在很广阔的地域内得到使用，包括突厥汗国、回鹘汗国、高昌回鹘王国以及黠戛斯人和骨利干人(生活在贝加尔湖地区)。现存的突厥文资料主要是碑铭，著名的有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两碑于王889年在蒙古和硕柴达木湖附近彼此相距1公里处发现。

    阙特勤是突厥第二汗国可汗的次子。他拥立其兄继可汗位，即苾伽可汗。阙特勤“骁武善战，所向无前”，在政治上军事上佐助苾伽可汗，功勋卓著。阙特勤死后，苾伽可汗及唐玄宗为他建立庄严碑碣，以资纪念。阙特勤碑形制高大，镌刻精美。碑碣全形与当时中国的纪念碑完全一致，雕刻均出自中国工匠之手。碑分为汉文和突厥文两部分，汉文部分，上题“故阙特勤之碑”楷书大字，全碑正文为唐玄宗所撰，突厥文部分全碑共有71行。

    苾伽可汗，名默棘连，为阙特勤之兄。他被阙特勤拥立后，称之为芯伽可汗。734年秋，被大臣毒死，其嗣子伊然可汗与唐玄宗也为他建立碑碣，这就是“苾伽可汗碑”。苾伽可汗碑的形制与阙特勤碑完全相同，其汉文部分为唐朝宗正卿李融撰。

    据研究，两碑的内容主要记述了突厥第二汗国的创建者及其子苾伽可汗、阙特勤的生平事迹和武功，也叙述了这一时期突厥和唐朝及其他民族的关系。

    自此两碑发现至20世纪70年代，先后发现的重要突厥文碑碣共有11座之多。这些碑铭的发现对于突厥与回鹘文字的渊源和创制，对于古突厥文的释读，提供了基础性资料；就这些碑铭所做的辨认和研究，使人们增加了对突厥史、回鹘史以及中西关系史的了解①。

    (2)阿尔泰地区

    阿尔泰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欧亚游牧骑马民族的故乡。由于阿尔泰山脉地处欧亚草原的东端，从青铜时代开始，就成为中原文明与西方文明及南西伯利亚古代文明相互沟通的中介地带。从前5世纪开始，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时期，这种交往更加密切，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那些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物常常不受损伤地保存至今，使我们得以更加全面具体地感知到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存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路线(或称“先丝绸之路”)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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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向前：《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载《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阿尔泰最具代表性的是前4～前2世纪的巴泽雷克古墓群，这些古墓均为石堆墓，墓室大都位于地表以下3—8米处，有用原木构造的小屋式墓室。由于年平均气温很低，冬季漫长而寒冷，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再加上石堆墓本身的构造，古墓建成后，墓室便呈永久性的冻结状态。其结果，一般条件下难以保存的木器、丝毛织品、皮革制品甚至人和动物的体肤，大都完好无损地被保存下来。巴泽雷克古墓出土文物的品种、数量都非常丰富，除了本地文化特色的遗物外，还有许多来自中原、中亚、伊朗及小亚地区的各类遗物①。在这里，我们仅介绍那些与东西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文物。

    在巴泽雷克5号墓中出土了一块波斯绒毯壁挂(189×200厘米)，这是当今世界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波斯毛毯。毛毯的正面织着交替地表现坐着的女神和马上骑士的图案。②代表中原文明的遗物有绢质的安褥垫，其上的刺绣图案是凤凰栖息在树上或飞翔于树间。在6号墓中出土了半面战国时期的山字纹镜，在阿尔泰山西麓的一座墓葬里也发现了一面与之完全相同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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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②  冈崎敬：《(增补)东西交涉的考古学》，(日本)平繁社1980年版。

此后重要的考古遗迹有阿巴坎汉式宫殿遗址，位于俄罗斯哈卡斯自治州首府阿巴坎市南郊，建造时代约当公元前后。宫殿为典型的汉代四阿式重檐建筑，总面积约860平方米。中央的方形大殿面积约240平方米，周围环绕19间较小的房屋，屋顶用板瓦及筒瓦覆盖，房檐的圆形瓦当上有反印的汉隶八分体“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吉语。宫殿内出土有绿玉小瓶、红色珊瑚珠、兽面青铜铺首等汉代遗物。还发现环首铁刀、穿孔铁斧和青铜带扣等南西伯利亚早期铁器时代典型的塔施提克文化的遗物(年代为前1~5世纪，该文化的主人被认为是丁零人和坚昆人的混合)。据汉文史料记载，公元前后这一地区为匈奴人活动区域。有学者推测此宫是前99年李陵降匈奴后的宅邸，还有学者论证其可能是王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的居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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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1年。

    到了魏晋～隋唐时期，阿尔泰山北部叶尼塞河流域的米努辛斯克盆地成为黠戛斯人的活动中心。这一时期该地区同中国的联系更加密切，曾出土许多中国式犁铧，部分犁铧上有汉字铭文，说明中国的犁耕技术对遥远的南西伯利亚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反过来，黠戛斯铁匠制作的铁兵器由于极其锋利，可以刺穿犀牛皮而被收藏在唐代中国的武库中。

    (3)贝加尔湖地区

贝加尔湖在我国史书上通常称之为“北海”，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罚其在北海牧羊，便是在贝加尔湖畔。其实，中原地区同贝加尔湖地区的交往早在汉代以前。在外贝加尔地区森林草原地带的青铜时代至早铁器时代流行一种带鹿石的石板墓，其时代约为前2000年下半叶至前2世纪。墓中随葬青铜器、金银器、玉石珠子、贝、骨器、陶器等。墓中的人骨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对其族属有古突厥、古蒙古、古匈奴等不同见解。青铜器的形制、纹饰以及鹿石上的图形，表现出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塔加尔文化及中国内蒙古长城地带青铜时代至早铁器时代文化有多方面的共性。墓中出土的陶鬲，是中原文化所独有的陶器类型，反映了早在商周时期，这里已经同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有着很密切的文化联系。远在中原以北数千公里的贝加尔湖地区出土了陶鬲，足以说明两地之间文化交往的紧密程度。到了汉代，在贝加尔湖南边的古墓中还出土了汉锦。

    (4)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的青铜时代和早铁器时代的年代大体在前10世纪至公元前后。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与周围地区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在朝鲜北部各地，曾发现中国战国时代燕国的货币一一明刀钱，并有战国式的青铜兵器和铁器等与之共存。到了朝鲜三国时代，即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并存的时代(313～668年)，佛教从中国传到朝鲜，与此同时，中原的文化也传人朝鲜半岛。如高句丽墓葬中有些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以表示方向；新罗国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鼎、镳斗和漆器来自中国，青铜壶杅是高句丽的制品，玻璃杯则可能来自西亚，反映了新罗与其他地区的交往。

    新罗灭百济、高句丽后，以今庆尚北道的庆州为都城，开始了朝鲜半岛统一时代。庆州城的规划以宫城月城为中心，采取纵横交错如棋盘状的条坊制，有的地方还残存着里坊的围墙。这种整齐的规划制度，同中国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遗址和日本平城京遗址颇为相似，城内出土的莲纹瓦当也和唐朝的相差无几，说明新罗王朝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①。

    (5)日本列岛

    日本列岛的稻作文化、骑马文明均来自东亚大陆。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同大陆的交往更加频繁。魏晋时期，日本列岛上诸国之一的“倭国”就曾遣使人贡。隋唐时期更是频繁地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进行交往。日本民族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对于中华文明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语言文字、生产技术以及各种物产全面吸收，使古代的日本成为当时汉文化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中日交往的文物古迹在日本列岛出土很多。初创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为三角缘神兽镜、“汉委奴国王”金印；隋唐时期有平城京、正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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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古坟时代前期在古坟中出土的一种铜镜，其缘部隆起甚高，断面呈三角形，镜背花纹是东王公、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形，三角缘神兽镜即以此而得名。镜上的铭文有两种，一种是在若干方格内重复地置“天王日月”四字；另一种文句较长，如“吾作明镜，幽炼三刚，铜出徐州，师出洛阳……”等。从形制、花纹和铭文等看，三角缘神兽镜具有中国镜的基本特征，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由中国输入的，制作年代约在汉末、魏晋之际，个别的镜在铭文中还有魏的纪年。对这些铜镜，部分学者认为是当时中国魏国的统治者赠送给日本邪(音雅)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及其继承者的；部分学者则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具有中国三国时代吴镜的因素，应为东渡的吴国工匠在日本所作。目前，三角缘神兽镜作为中国同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国名国家交往的产物，不仅为日本考古学界所重视，而且在日本古代史研究方面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汉委奴国王金印是中国东汉光武帝赠送给日本“委奴国王”的金印。1784年出土于日本福冈县，现藏福冈市美术馆。此印可同中国史书记载相应证，对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古代中日两国关系史有极大意义。该印印面正方形，印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重108克。印文“汉委奴國王”五字，隶书，阴刻。中国汉代称日本为“倭”，印文中的“委”字为“倭”字的简略。据考证，奴国在今九州北部福冈县境内。史料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可见该印即为汉光武帝赐给倭奴国国王之印。

    到了奈良时代，日本采取了全面吸收唐代中国文明的方针，从法律制度到建筑形制都留有这种印迹。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都城平城京的形制布局。平城京东西约5．9公里，南北约4．8公里，形制主要仿唐长安城，同时也受洛阳城的影响。全城平面呈长方形，宫城在北部中央。朱雀大路纵贯南北，将全城分为东西两半，分别称左京和右京，两京各有许多东西向和南北向大路交叉划分为南北9条，东西4坊。和日本历代都城一样，平城京周围不设城墙。南面正中设象征性的罗城门，是都城的正门。和唐长安城一样，平城京内也设有东市西市作为国家级的交易场所。在东市附近发现了大量日本产的陶器和中国产的青瓷器，反映了当时日本对中国青瓷巨大的需求量。

    正仓院是日本奈良时代的仓库。今在奈良市东大寺大佛殿的西北面。原为奈良时代东大寺的正仓所在之院，故名。正仓，又称正藏，是当时佛寺用以储藏各地作为租税缴纳的财物及信徒们的捐献品之处。东大寺正仓院是同时代正仓院中仅存的一座，它之所以受到重视，是由于收藏着奈良时代圣武天皇的遗物和其他重要遗物。正仓院所藏文物年代明确，其中还有许多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所制，对研究当时日本、中国和亚洲各地的历史、文化具有重大价值。

    总起来看，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双向性，而不是单相传播。这种双向的交流，即中华文明的外传与异域文明的内徙，丰富和发展了双方的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积极因素。

    第二，中华文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表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接受外来文明和传播中华文明往往都是通过贸易或僧侣等和平进行的，这和早期基督教、早期伊斯兰教一度曾用“剑与火”来传播各自的文明截然不同。同时，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的优越性顽强地延续不断，亦从未为外来文明所征服。

    第三，就中华民族主流意识而言，无论是对中华文明的传出，还是对异质文明的导人，一般未见有强烈的保守和排外倾向。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中华文明在不断吸收和消化异质文明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正是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四，中国历代王朝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力国势和国内社会矛盾状况，对外交往的国际背景，以及最高统治集团(往往以君主为代表)的文化心理状态。对外政策的开放程度往往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程度成正比。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对外政策是保守的、闭关锁国的，这就在某些时期限制了中华文明的充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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